颜子没而圣学未亡：论《中国儒学缄默维度》对于中国儒学“密境”(2)_国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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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二程、朱熹建立的理学道统谱系为大家广为熟悉，阳明、王畿建立的心学道统谱系大家也并不陌生，而以缄默维度传统建立的儒学道统则前所未闻，可谓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道统谱系。基于此道统谱系，书中提出诸多与之前迥然不同的观点，但这并非作者标新立异之举，其实，这看似完全陌生的道统谱系，前人对此已有不少相关的论述，只是由于受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以及他们的著作未能在后代流传，文字内容又晦涩难懂等原因，以致中国儒学缄默维度道统谱系一直被历史掩盖，处于幽暗之中，无人揭示。
    何为中国儒学的缄默维度？该书认为，“缄默维度”包括“缄默”和“默会”两个层面，“缄默”是手段、方法，“默会”是目的，在缄默中体知深静，在深静中默会道体，以“主静”的功夫实现“透关”，从而实现对超越道体的体证。其有三个最为根本的特征：一、儒学道体并非现成，有待功夫才能呈现；二、随着功夫的深入，道体呈现出由动而趋静、静极而真动、真动而生生的形态；三、生生春意是缄默维度的显性表达。张昭炜将中国儒学缄默维度的三个根本特征命名为“三法印”，他认为此“三法印”是中国儒学缄默维度的核心内容和判教标准，两千多年来，中国儒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缄默维度的传统从未中断，“三法印”作为其核心内容贯穿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传统的始终，也是中国儒学缄默维度区别于其他传统缄默维度的根本特征。基于这样一种中国儒学缄默维度的特征和标准，该书建构了一个孔颜开创，为孟子、《易传》、庄子、屈原所展开，扬雄为枢纽，周敦颐继承之，江右王门光大之，方以智集其大成的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传统的道统谱系。
    对于一个如此崭新而又陌生的中国儒学缄默维度道统谱系，张昭炜在书中宣称：“本书道统谱系的建构基于中国儒学缄默维度的道体论与功夫论，并吸收了扬雄、万廷言等儒者建构的谱系。”[注释2]可见，张昭炜在发现和梳理中国儒学缄默维度道统谱系的过程中深受中国儒学缄默维度道体论和功夫论的启发，同时也有扬雄和万廷言所建构的道统谱系的影响。具体而言，张昭炜多年来一直从事江右阳明后学的研究，他不仅点校和整理了《胡直集》《万廷言集》《邹元标集》，而且对胡直、万廷言、邹元标这些江右王门重要学者的思想有过极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人所共知，收摄保聚、主静以“退藏于密”是江右王门道体论和功夫论最根本的特征，是江右阳明学者所认可和实践的共法，此江右王门的共法由罗洪先开启和践行之，其高弟胡直和万廷言在继承此法的基础上又有着进一步的推进，江右王门中的集大成者邹元标作为胡直弟子更是将其发扬光大。以万廷言为例，他穷究易学、功力深厚，深得其师罗洪先收摄保聚之旨，后又受到浙中王龙溪之点化，他力图通过《易》将罗洪先“止为良知”与王畿“《易》即良知”之间的隔阂打通，于是，在万廷言那里，坤复之际、亥子中间成为了“止为良知”与“《易》即良知”二者之间的连接枢纽。因此，万廷言之学融摄了江右收摄保聚、主静和浙中王门先天正心、神化的思想，且将江右王门“静极”与浙中王门“生生”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了。正因为在万廷言那里，“主静”与“神化”，“静极”与“生生”打并归一，从而静极而真动、真动而生生。张昭炜之所以认定“静极”与“生生”为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中两个最为核心的方面，这无疑与万廷言对“静极”与“生生”之间那种对立统一融为一体的淋漓尽致的揭示有内在的关联。并且，万廷言频繁使用“初春”“春怀”“春光”“春风”等意象性的语言来表达通过主静、退藏等功夫之后所达到的那种丰富体验和恬愉境界，“心到能虚春自生”“春怀不借春光有，却为春风吹更长”，张昭炜认为这种以春为意象的体验和境界正是中国儒学缄默维度的显性表达，是中国儒学缄默维度的又一根本特征，故他将“氤氲一气似初春”作为中国儒学缄默维度根本特征的诗意表达，并在该书中不厌其烦地加以反复引述和强调。此外，万廷言还从生生春意的角度诠释文王、孔子、颜子、孟子的精神境界，建构道统谱系，这些为本书建立以孔颜默会为核心的中国儒学缄默维度道统谱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扬雄以其性善恶混的人性论著称，道学家认为扬雄之学学不见道、其学无本，无论是理学和心学的道统谱系都不将他纳入其中，故扬雄在传统儒学中的地位不甚重要。但在《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中，作者认为扬雄是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传统道统谱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其学处于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一方面，他将先秦孔颜默会传统复活，使儒学缄默维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灵根再植”；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对后儒影响很深，开启周敦颐重视孔颜之学，使得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传统在扬雄之后再次复活，且深刻影响到之后的二程、道南学派、朱熹、杨简、文天祥、江右王门、刘宗周以及方以智等人物。张昭炜这种别出新意、迥异于传统的看法又可以说与江右阳明学者对扬雄的看法与评价有关。张昭炜在长年累月对江右王门阳明学者文集的整理与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胡直、万廷言、邹元标等江右阳明学者对扬雄之学都有相关的论述，其中，胡直认为“取《法言》读之，其䌷《六经》，翼孔、颜，义甚深”[注释3]。邹元标说“魏敬吾大理常提‘潜心于渊，美厥灵根’等语向予勉”[注释4]。万廷言称“渊寂者，天地之灵根”[注释5]，“古云‘藏心于渊，美厥灵根’又云‘饭疏食饮水，乐在其中’。只是胸次清凉则美而乐。味凉意则渊，可识渊道体”[注释6]。扬雄的“藏心于渊，美厥灵根”，在江右阳明学者看来，最能表达他们那种收摄保聚、主静以退藏于密的道体论和功夫论，故他们对扬雄此语高度重视和反复阐扬，此外，江右阳明学者似乎也认为扬雄“翼孔颜”之学，毫无疑问，江右阳明学者的这一看法深深启迪了张昭炜。因此，张昭炜认为扬雄的“藏心于渊，美厥灵根”是宋明理学主静功夫论的纲领，最能体现中国儒学缄默维度的本质内涵，也是对于中国儒学缄默维度本质内涵最集约、最经典的表达。并且，张昭炜认定扬雄承接孔颜之学，再次复现了孔颜授受传统。基于此，张昭炜将宋明理学的先驱追溯至扬雄，而非学界普遍认为的韩愈，原因在于韩愈没有建立系统的功夫论体系。
    张昭炜将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传统的源头追溯至孔子，认为孔子思想中蕴涵罕言与雅言传统，在传道过程中分化为孔颜罕言传统，孔言雅言传统，孔颜之后先秦儒学缄默维度展开为孟子、《易传》、庄子、屈原四个流派。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无疑是受到方以智的启发和影响，实际上，《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中，张昭炜的许多看法和论断都与方以智直接相关。方以智的著作文字极为晦涩，内容又充满着大量隐喻，这使得学界对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的诠释和莫衷一是的局面。张昭炜深耕阳明学和方以智之学多年，主编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阳明学要籍选刊”、《阳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新进展》、《阳明学文献与思想》等著作，点校整理了方以智的重要著作《易余（外一种）》《性故注释》，及其外祖父吴应宾的著作《宗一圣论古本大学释论》。有鉴于方以智阳明学的家学渊源以及他与阳明后学学者的学术交往和思想传承，张昭炜开创性地将方以智纳入阳明学之中，他认为方以智在晚明阳明后学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中保存了阳明学的火种，是阳明学的真孤，是儒学的集大成者。
    方以智《易余》开篇即是《知言发凡》，他对当时由“言”造成的种种儒学乱象进行了深入反思，提出寓罕言于雅言的主张：“言即无言，此檃栝其用即体耳。……微言大义，本一贯而不碍互相显藏者也。尽变知化，深造自得，何义不大，何言不微？精义即绝义事，雅言俱是罕言。”[注释7]认为“圣人罕雅藏用，弥纶道器，悠悠乎洋哉”[注释8]，其哲学体系中的“正”“余”“三冒”“三眼”概念也与此密切相关，“正”“显冒”“肉眼”相当于显性维度、雅言；“余”“密冒”“醯眼”相当于缄默维度、罕言。《论语》中确实也有其相对应的思想资源，“罕言”可谓取意于“子罕言利与命与仁”，“雅言”可谓取意于“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正因为如此，张昭炜从罕言、雅言的角度对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进行了再诠释，以之作为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传统的经典依据。此外，方以智有三子一堂论，将孟子、庄子、屈原一同论述，“杖人尝欲建鼎新堂，祀孟、庄、屈，以三字同时不相识，特置一堂”[注释9]，杖人即指觉浪道盛，方以智的这一思想来源于其老师觉浪道盛。觉浪道盛对方以智影响极大，其“怨怒以致中和”“庄子托孤说”等思想被方以智继承并往前推进，“谓屈以怨致中和，惟危尽人者也。庄以怒致中和，惟微得天者也。孟子以惧致中和，合天人者也”[注释10]，“孟、庄、屈同时，屈砺人之危，庄砺天之惟微，孟合天人危微而以一惧万世”[注释11]。张昭炜接受和借用了方以智的这一观点，并将这一观点扩展到中国儒学缄默维度领域，使其成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传统中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三子在缄默维度层面会通，均是“致中和”，“中和”即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中的“生生春意”。结合觉浪道盛的论述：“予以庄生善‘怒’字，屈原善‘怨’字，孟子尤善‘怨’、‘怒’二字”，“凡皆以怨怒成此浩然之气。如《大易》地雷《复》为见天地之心”，“摩荡八八六十四卦，皆从《震》发怒机，此《大易》又为一怨怒之府”[注释12]。张昭炜进一步认为三子会归于《易传》，“三子之学可各归一字，孟子‘惧’、庄子‘怒’、屈子‘怨’，三字归宗于《易传》‘生’，亦可称之为‘生生’”[注释13]。此即该书第二章孔颜之后先秦缄默维度的展开为何是孟子、《易传》、庄子、屈原四个流派的缘由所在。
    当然，此书对孔子思想中罕言、雅言传统的阐发，将孟子、《易传》、庄子、屈原作为先秦缄默维度展开的四个流派的想法虽然源于方以智，但是作者与方以智有着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方以智处于明清易代之际，当时儒学发展遭遇前所未有之困境，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浙中王门末流迷体而无用，最终走向死寂顽空、虚无缥缈；泰州王门末流离体而求用，最终走向恣肆放荡，无视礼法。方以智通过对言的反思，提出寓罕言于雅言，罕言雅言相互为用，以此来疗治、振兴儒学，而将庄子、屈原引进儒门，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在乱世之中、大厦将倾之际从屈、庄思想中寻找精神寄托。另一方面是通过屈、庄的怨怒精神来激活流于形式、虚伪的儒学，使儒学重新焕发生机活力。张昭炜则从中国儒学缄默维度角度对此进行诠释，他通过借用方以智罕言雅言的提法，将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传统追溯至孔子，为此传统寻找到经典文本上的依据。张昭炜受方以智三子同堂论述的启发，认为孟子的知言养气、庄子的无欲主静、屈原的练气化神三者都是为了进入元的层次，打开心性无尽藏，这三子在缄默维度层面有共通之处，当儒学缄默维度中断之后，将庄子、屈原引进儒门，并借助道家无欲主静、内丹学理论等思想资源可以将儒学缄默维度传统复活再现。并且，张昭炜认为屈原的《远游》练气化神的功夫对大儒朱熹、王夫之深具影响，因此将屈原纳入儒学缄默维度传统道德谱系为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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