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国学理论 作者：佚名 热度：
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接受史总是越丰富，头绪纷繁，资料庞杂而且数量巨大，如果陷入其中，就难以自拔，容易作漫长的博而寡要的综述。这时的救偏之策之一也许是在通观全局之后，先就此中若干紧要的节点做出简要说明，清理出线索来，然后再来细细理会。这里拟就中国文学史上的陶渊明（365-427）的接受史做一极简的叙述。
一
伟大的诗人陶渊明生前并无盛名，有些知名度也不是因为他的诗文，而是因为他乃是当地一位比较重要的隐士，是所谓“浔阳三隐”之一（另二位是刘遗民、周续之）。陶渊明死后，他年轻的朋友颜延之为之作《诔》，重在歌颂他的人格魅力，几乎不谈他的创作。沈约是首先为陶渊明立传的人，看重的仍然在他的隐士身份，把他安排在《宋书》的《隐逸传》之中；而在相当于《宋书》文苑传之评论部分的《谢灵运传论》中，虽然提到了当年相当一批作家，其中没有陶渊明。唐初官方重修《晋书》，陶渊明仍然被安排在《隐逸传》中。
如何接受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一个定位问题，把其人的塑像或牌位安顿在哪一种类型之中，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把人物所属的类别弄恰当了，然后才能谈到其他。
陶渊明是一位半路出家的隐士。他本来是当官的，41岁那年断然归隐。对此沈约提出一个解释，说他预感到东晋王朝将被手握重兵的权臣刘裕取代，而他的曾祖陶侃当过本朝的大司马，所以他“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于是抛弃彭泽令的官位，回乡隐居。沈约这一大胆猜测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南朝，较早重视陶渊明之文学创作的有作家鲍照和江淹，学者钟嵘（466？ -518？）和萧统（501-531）则是里程碑式重要人物。
鲍照模仿过“陶彭泽体”的诗；江淹在他的名作《拟古三十首》中有拟陶渊明的诗一首，写得形神俱似，以至后来被编入了陶渊明的集子，很久以后才被发现并予以剔除。诗人的眼光多有高于史家者，他们的手段不是为前人立传，而在用文学的手段显示其人的风神。
理论批评家钟嵘《诗品》率先将陶渊明定位为诗人、才子（凡进入《诗品》的皆为才子），列入中品，评语是：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简古，辞兴婉惬。世叹其质直。至于“欢然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间语耶？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这一段意见后来引起许多批评：陶诗“源出于应璩”的结论很难理解；钟嵘特别看好陶渊明那些“风华清靡”的诗句，应当是受到他本人生活的齐梁时代诗风的影响，而这并非陶诗的主流，特别强调这一方面不符合陶渊明的本色；只把陶渊明安排进中品，更是大遭批评。有人甚至捏造说，在某一版本的《诗品》中陶渊明原是安排于上品的，后来却误入中品了。用这种异想天开的手段来订正钟嵘，简直匪夷所思。
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比起过去那些根本无视诗人陶渊明存在的史家沈约、评论家刘勰（他的《文心雕龙》评及大批作家，竟没有提到陶渊明）等人来，钟嵘将陶渊明定位于诗人，见识已经高出前人一头，这一贡献是很了不起的。“简古”“婉惬”的评语也相当深刻到位，足供参考。看文学批评家的水平如何，要同前人以及他同时代的人相比，不必用后人来比较。
萧统首先取陶渊明的文学文本为他编了一部集子，撰写序言，为他立传，又将他的作品选入《文选》（凡九篇），其选目很见水平。
在陶渊明的接受史上，萧统功劳极大。具有开创性的编辑家和自有眼光的选家就是批评家，关心文学接受史的后人绝对不能忽略编辑家和选家，当然，一般的并无独立见解、只做一些编辑技术工作，或是把公认之佳作打成一包推出的平庸的选集的编者，在接受史上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萧统《陶渊明集序》前半先用大量的篇幅歌颂陶渊明韬光遁世、不忮不求的高尚人格，后半谈到他的诗文，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见解：
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者乎！ 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杨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 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
萧统其人正统，为陶集写的序中不免很有些以“风教”为重的气息，他又指名批评《闲情赋》，认为大可不写这种影响自己声誉的东西，这些意见难免会引起后人的反感；但他对陶渊明作品的评价和颂扬，确有真知灼见。萧统指出，陶渊明其人既是大贤，创作又非常之高明。“文章不群”的“文章”包括诗、赋、文（《文选》中也正是包括这几大类作品），“不群”则是说陶渊明的水平超越流俗——这是比钟嵘要高得多的评价，也是大有见识的。
要之，陶渊明在南朝的接受有过三个阶梯：沈约——浔阳著名隐士；钟嵘——中等诗人才子；萧统——一流贤人作家。不断变迁升格，陶渊明的处境越来越接近后来的定评了。
二
陶渊明在唐朝的被接受较少亮点。唐诗中提到陶渊明的地方甚多，往往是就他的某一侧面立言，或仅仅是用为典故，略一提到以为点缀而已。钱锺书先生说：“余泛览有唐一代诗家，初唐则王无功，道渊明处最多；喜其饮酒，与己有同好，非赏其诗也。尔后如王昌龄、高达夫、孟浩然、崔曙、张谓、李嘉祐、皇甫曾、严维、戴叔伦、戎昱、窦常、卢纶、李端、杨巨源、司空曙、顾非熊、邵谒、李频、李群玉、卢肇、赵嘏、许浑、郑谷、韦庄、张蠙、崔涂、崔道融、汪遵等，每赋重九、归来、县令、隐居诸题，偶用陶公故事。”（《谈艺录》）不过这些情况仍应引起重视，因为这样比较广泛的被接受，表明陶渊明其人其诗在唐朝已经广为流传。有了文集，很便于流传，而《文选》在唐代的地位和影响更是如日中天。
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宋朝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段。这时出现了多种陶集的刻本，又有带注释的本子，大大有助于陶渊明作品的进一步流传，为陶渊明编年谱也开始有学者来做，许多著作对陶渊明作出评价。“渊明文名，至宋而极”（《谈艺录》），对陶渊明的研究也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宋代有两个人的意见特别重要，一是大文豪苏轼（1037-1101），一是理学大宗师朱熹（1130-1200）。
苏轼极端欣赏陶渊明的诗，他曾说过：“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东坡题跋》卷一《书陶渊明羲农去我久诗》）此言或不免夸张，而其热爱陶渊明诗的感情则完全是真实的。
苏轼阐述陶渊明诗的妙处，有道是——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东坡题跋》卷三《书李简夫诗集后》）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东坡续集》卷一《与苏辙书》）。
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卷一《评韩柳诗》）
东坡指出，陶渊明为人为诗都非常笃实朴素，作品少而精，外观平淡干枯而内里丰腴味美。这些确为陶渊明的高处，而前人未尝说清楚的。苏轼曾经逐首追和陶渊明的诗（一百零九篇后尚有十五篇），他自己非常重视；他的弟弟苏辙在他的影响下，也和了几十首，并将这些和诗编辑为四集，又作《追和陶渊明诗引》，其中引用乃兄的来信，大力表彰陶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基本艺术特色，这八个大字后来常常被引用。
苏轼认为陶渊明的诗高于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也就是高于建安、南朝和唐代的一切诗人，这就把陶渊明放到五言诗发展史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去了。东坡一言九鼎，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东坡又曾以陶诗为例，具体分析渊明文学语言的妙处，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载：“东坡尝言，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趣，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按此乃江淹模仿陶渊明诗作中的句子，当时尚不明真相）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曰‘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谓之佳。”像这样具体深刻的分析，没有创作经验的学究，是不容易说得如此透彻的。在文学接受史上，有见解的作家往往高于死啃书本的学究。
朱熹既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曾在陶渊明的家乡（南宋时称为南康军）做过地方官，所以他特别强调陶渊明一生讲究义利之辨，品德高尚，足以为地方以至全国之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营养，他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他对于同陶渊明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如据说是陶渊明曾经“醉卧其上”的所谓“醉石”以及他的故居遗址都非常注意保护和宣传，又新建了纪念性的“归去来馆”。朱熹还在当地学宫之东建立以陶渊明为首的“五贤祠”（另外四位是刘凝之父子、李公择、陈了翁），其西则建濂溪周先生（理学先驱周敦颐）祠，以二程先生（程颐、程颢）配。经过朱夫子的大力鼓吹，陶渊明几乎已经成为理学的先行者了。
朱熹高度重视陶渊明的政治品德，强调他忠于君王、“不仕二姓”的高尚节操，竭力将陶渊明树立为合乎此时规范的道德标兵。他的《向芗林文集后序》发挥了沈约最先提出的“耻复屈身后代”说，朱熹明确地写道：
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
这无非是把先前沈约的猜测加以确认，并进一步予以拔高。专制主义时代的“大伦大法”是理学家奉若神明的大原则，是绝对不允许动摇的。在朱熹之后，以“忠（忠于东晋）愤（愤恨宋文帝刘裕）”论陶成了陶渊明评论研究中的一个主旋律，稍后问世的代表理学家见解的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就是陶诗“忠愤”说的一大策源地、根据地。（参见顾农《陶诗“忠愤”说的策源地——读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年第1期）
一
伟大的诗人陶渊明生前并无盛名，有些知名度也不是因为他的诗文，而是因为他乃是当地一位比较重要的隐士，是所谓“浔阳三隐”之一（另二位是刘遗民、周续之）。陶渊明死后，他年轻的朋友颜延之为之作《诔》，重在歌颂他的人格魅力，几乎不谈他的创作。沈约是首先为陶渊明立传的人，看重的仍然在他的隐士身份，把他安排在《宋书》的《隐逸传》之中；而在相当于《宋书》文苑传之评论部分的《谢灵运传论》中，虽然提到了当年相当一批作家，其中没有陶渊明。唐初官方重修《晋书》，陶渊明仍然被安排在《隐逸传》中。
如何接受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一个定位问题，把其人的塑像或牌位安顿在哪一种类型之中，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把人物所属的类别弄恰当了，然后才能谈到其他。
陶渊明是一位半路出家的隐士。他本来是当官的，41岁那年断然归隐。对此沈约提出一个解释，说他预感到东晋王朝将被手握重兵的权臣刘裕取代，而他的曾祖陶侃当过本朝的大司马，所以他“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于是抛弃彭泽令的官位，回乡隐居。沈约这一大胆猜测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南朝，较早重视陶渊明之文学创作的有作家鲍照和江淹，学者钟嵘（466？ -518？）和萧统（501-531）则是里程碑式重要人物。
鲍照模仿过“陶彭泽体”的诗；江淹在他的名作《拟古三十首》中有拟陶渊明的诗一首，写得形神俱似，以至后来被编入了陶渊明的集子，很久以后才被发现并予以剔除。诗人的眼光多有高于史家者，他们的手段不是为前人立传，而在用文学的手段显示其人的风神。
理论批评家钟嵘《诗品》率先将陶渊明定位为诗人、才子（凡进入《诗品》的皆为才子），列入中品，评语是：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简古，辞兴婉惬。世叹其质直。至于“欢然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间语耶？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这一段意见后来引起许多批评：陶诗“源出于应璩”的结论很难理解；钟嵘特别看好陶渊明那些“风华清靡”的诗句，应当是受到他本人生活的齐梁时代诗风的影响，而这并非陶诗的主流，特别强调这一方面不符合陶渊明的本色；只把陶渊明安排进中品，更是大遭批评。有人甚至捏造说，在某一版本的《诗品》中陶渊明原是安排于上品的，后来却误入中品了。用这种异想天开的手段来订正钟嵘，简直匪夷所思。
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比起过去那些根本无视诗人陶渊明存在的史家沈约、评论家刘勰（他的《文心雕龙》评及大批作家，竟没有提到陶渊明）等人来，钟嵘将陶渊明定位于诗人，见识已经高出前人一头，这一贡献是很了不起的。“简古”“婉惬”的评语也相当深刻到位，足供参考。看文学批评家的水平如何，要同前人以及他同时代的人相比，不必用后人来比较。
萧统首先取陶渊明的文学文本为他编了一部集子，撰写序言，为他立传，又将他的作品选入《文选》（凡九篇），其选目很见水平。
在陶渊明的接受史上，萧统功劳极大。具有开创性的编辑家和自有眼光的选家就是批评家，关心文学接受史的后人绝对不能忽略编辑家和选家，当然，一般的并无独立见解、只做一些编辑技术工作，或是把公认之佳作打成一包推出的平庸的选集的编者，在接受史上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萧统《陶渊明集序》前半先用大量的篇幅歌颂陶渊明韬光遁世、不忮不求的高尚人格，后半谈到他的诗文，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见解：
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者乎！ 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杨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 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
萧统其人正统，为陶集写的序中不免很有些以“风教”为重的气息，他又指名批评《闲情赋》，认为大可不写这种影响自己声誉的东西，这些意见难免会引起后人的反感；但他对陶渊明作品的评价和颂扬，确有真知灼见。萧统指出，陶渊明其人既是大贤，创作又非常之高明。“文章不群”的“文章”包括诗、赋、文（《文选》中也正是包括这几大类作品），“不群”则是说陶渊明的水平超越流俗——这是比钟嵘要高得多的评价，也是大有见识的。
要之，陶渊明在南朝的接受有过三个阶梯：沈约——浔阳著名隐士；钟嵘——中等诗人才子；萧统——一流贤人作家。不断变迁升格，陶渊明的处境越来越接近后来的定评了。
二
陶渊明在唐朝的被接受较少亮点。唐诗中提到陶渊明的地方甚多，往往是就他的某一侧面立言，或仅仅是用为典故，略一提到以为点缀而已。钱锺书先生说：“余泛览有唐一代诗家，初唐则王无功，道渊明处最多；喜其饮酒，与己有同好，非赏其诗也。尔后如王昌龄、高达夫、孟浩然、崔曙、张谓、李嘉祐、皇甫曾、严维、戴叔伦、戎昱、窦常、卢纶、李端、杨巨源、司空曙、顾非熊、邵谒、李频、李群玉、卢肇、赵嘏、许浑、郑谷、韦庄、张蠙、崔涂、崔道融、汪遵等，每赋重九、归来、县令、隐居诸题，偶用陶公故事。”（《谈艺录》）不过这些情况仍应引起重视，因为这样比较广泛的被接受，表明陶渊明其人其诗在唐朝已经广为流传。有了文集，很便于流传，而《文选》在唐代的地位和影响更是如日中天。
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宋朝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段。这时出现了多种陶集的刻本，又有带注释的本子，大大有助于陶渊明作品的进一步流传，为陶渊明编年谱也开始有学者来做，许多著作对陶渊明作出评价。“渊明文名，至宋而极”（《谈艺录》），对陶渊明的研究也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宋代有两个人的意见特别重要，一是大文豪苏轼（1037-1101），一是理学大宗师朱熹（1130-1200）。
苏轼极端欣赏陶渊明的诗，他曾说过：“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东坡题跋》卷一《书陶渊明羲农去我久诗》）此言或不免夸张，而其热爱陶渊明诗的感情则完全是真实的。
苏轼阐述陶渊明诗的妙处，有道是——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东坡题跋》卷三《书李简夫诗集后》）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东坡续集》卷一《与苏辙书》）。
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卷一《评韩柳诗》）
东坡指出，陶渊明为人为诗都非常笃实朴素，作品少而精，外观平淡干枯而内里丰腴味美。这些确为陶渊明的高处，而前人未尝说清楚的。苏轼曾经逐首追和陶渊明的诗（一百零九篇后尚有十五篇），他自己非常重视；他的弟弟苏辙在他的影响下，也和了几十首，并将这些和诗编辑为四集，又作《追和陶渊明诗引》，其中引用乃兄的来信，大力表彰陶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基本艺术特色，这八个大字后来常常被引用。
苏轼认为陶渊明的诗高于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也就是高于建安、南朝和唐代的一切诗人，这就把陶渊明放到五言诗发展史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去了。东坡一言九鼎，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东坡又曾以陶诗为例，具体分析渊明文学语言的妙处，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载：“东坡尝言，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趣，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按此乃江淹模仿陶渊明诗作中的句子，当时尚不明真相）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曰‘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谓之佳。”像这样具体深刻的分析，没有创作经验的学究，是不容易说得如此透彻的。在文学接受史上，有见解的作家往往高于死啃书本的学究。
朱熹既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曾在陶渊明的家乡（南宋时称为南康军）做过地方官，所以他特别强调陶渊明一生讲究义利之辨，品德高尚，足以为地方以至全国之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营养，他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他对于同陶渊明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如据说是陶渊明曾经“醉卧其上”的所谓“醉石”以及他的故居遗址都非常注意保护和宣传，又新建了纪念性的“归去来馆”。朱熹还在当地学宫之东建立以陶渊明为首的“五贤祠”（另外四位是刘凝之父子、李公择、陈了翁），其西则建濂溪周先生（理学先驱周敦颐）祠，以二程先生（程颐、程颢）配。经过朱夫子的大力鼓吹，陶渊明几乎已经成为理学的先行者了。
朱熹高度重视陶渊明的政治品德，强调他忠于君王、“不仕二姓”的高尚节操，竭力将陶渊明树立为合乎此时规范的道德标兵。他的《向芗林文集后序》发挥了沈约最先提出的“耻复屈身后代”说，朱熹明确地写道：
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
这无非是把先前沈约的猜测加以确认，并进一步予以拔高。专制主义时代的“大伦大法”是理学家奉若神明的大原则，是绝对不允许动摇的。在朱熹之后，以“忠（忠于东晋）愤（愤恨宋文帝刘裕）”论陶成了陶渊明评论研究中的一个主旋律，稍后问世的代表理学家见解的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就是陶诗“忠愤”说的一大策源地、根据地。（参见顾农《陶诗“忠愤”说的策源地——读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年第1期）
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