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陶渊明接受史(2)_国学理论

栏目：国学理论　　　作者：佚名　　　热度：

    理学的地位越来越高以后，朱熹论陶的观点也日益深入人心，这对陶渊明作品的经典化起了很不小的作用，同时也让似是而非的“忠愤”说长期流行，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陶渊明。
    朱熹直截了当地把陶渊明取得很高文学成就的主要原因归结他为他是东晋王朝的忠臣，品德极其高尚。有德者必有言，原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观点（《论语·宪问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到朱熹这里，更以陶渊明作为一个因有德而有言的光辉典型。
    在理学家当中，朱熹是文学修养最高的，他自己的诗也写得很有水平，所以他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也确有深入的体会，例如他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他又看出陶诗中也有豪放的成分，“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这就揭示了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某种复杂性，这是很有眼光的。朱熹同完全干巴巴的理学家还是很有点不同。
    在宋元明清几朝，对陶渊明著作的注释、分析、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涉及接受史全局的大格局没有多少变化，这种情形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发生显著的变迁。
    三
    “五四”以后关于陶渊明接受的材料极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1873-1929）和鲁迅（1881-1936）的有关论述。
    梁启超关于陶渊明的高论，集中地见他的《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一书。书中提出的陶渊明享年56岁说，一度很有影响，引发了重新研究陶渊明生平的热潮，不无积极意义；但他的56岁说是站不住脚的。梁启超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明确批评了一向流行的“忠愤”说，指出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浑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易风移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陶渊明“忠愤”说至今不衰，由此即可见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深刻和超前。
    中古的改朝换代大抵采用禅让的模式，既然是“尧舜禅让”而非“汤武革命”，那么臣民就无须始终不渝地效忠于前一个王朝，而可以很顺当地与时俱进。赵宋以后形势不同了，国力较弱，时时感受到外敌的压力，于是特别强调“忠君”，历史须古为今用，于是古代的高人也必须首先在这一方面做出榜样。当年以“忠愤”论陶诗是可以理解的，时至今日仍然有些学者把“忠愤”当作陶渊明的本质优点，似属食古不化，更加是未免把陶渊明看小了。
    鲁迅论陶的意见散见于他的杂文随笔之中，缺少系统集中的说明，但由于他的深刻和尖锐，也由于他在思想文化界崇高的地位，他的意见影响非常大，至今时时被学者引用，例如下列三则论断，就给人很多教益：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
    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称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第一段实际上否定了“忠愤”说，第二段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论陶，第三段指出陶渊明作品的复杂性，皆为发人深思的不刊之论。（参见顾农《鲁迅论陶渊明及其方法论启示》，《上海鲁迅研究》总第84辑，2019年第3辑）
    四
    总起来看，在陶渊明接受史上，钟嵘、萧统、苏轼、朱熹、梁启超、鲁迅是六位最重要的大人物。在一般意义上做过若干学术工作的专家自然也各有其贡献。能够改变接受史格局的总归是少数大师，我们当不了大师，但应当高度重视他们的工作和结论，作为我们从事具体学术操作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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