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国学理论 作者：佚名 热度：
“正变”观是中国诗歌风格论的传统范畴，词学史上的“正变”也多用来指风格的正体与变体。晚清著名词人谭献的“正变”观不仅突破了传统“正变”观以“豪放”“婉约”二分词人风格的认识，也体现了谭献建构清词史的基本理念。
“言志”与“永言”二分的词学“正变”观
谭献的“正变”观念是对周济“正变”观的反拨。谭献《词辨跋》云：“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论小异：大抵周氏所谓变，亦予所谓正也。而折衷柔厚则同。”那么周济的“正变”观何指呢？周济《词辨》仅存二卷，卷一为词之正声，选录词人有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欧阳修、秦观、周邦彦等18人；卷二为词之变声，选录词人有李煜、苏轼、辛弃疾、姜夔、陆游等11人。周济论词之“正变”标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豪放”“婉约”之分。尽管在变声词人中“豪放”词人居多，但考察《词辨》所选作品，却仍是以他们的“婉约”作品居绝大多数。所以，我们要从另外角度来讨论。从对词体特质的认识上来看，周济直承张惠言，以“低徊要眇”为词之极致。张惠言评温庭筠词“深美闳约”，周济评为“酝酿最深”。周济评正声词人重其蕴藉之美，评变声词人重其用语发越，风格明快，故周济《词辨自序》云正声词人“莫不蕴藉深厚”，变声词人“骏快驰骛，豪宕感激”。
谭献的“正变”观与周济大相径庭，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呢？词旨上谭献遵从常州词学，对周济尤为服膺，谭献论词宗“柔厚”，在词体的认识上他与张惠言、周济如出一辙，这说明他的正变观并不是从词体立论。
谭献《复堂词录叙》云：“词为诗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愚谓词不必无颂，而大旨近雅。于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变者欤。其感人也尤捷，无有远近幽深，风之使来。是故比兴之义，升降之故，视诗较著，夫亦在于为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絜行芳，而后洋洋乎会于风雅。”学者们据此认为这是谭献对词的起源的认识，而“词源于乐府”的观点并无新意。那么，谭献与前人不同何在？应该有两点：一、谭献认为词源于乐府，不仅指汉以来乐府所表现的音乐形式，更指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于正统意识形态中的“乐教”，即《乐记》所云“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种说法既肯定词的音乐性特征，更蕴含着词体在继承《诗经》现实主义传统方面的独特意义；二、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更近于《诗经》之“变雅”。学者一般将“变风”“变雅”联系起来，认为《诗经》中的某些作品“发乎情，止乎礼义”，能恰当表达对时世的怨诽。在谭献看来，词也起着相似的功能。“上之言志”是词最重要的功能，“永言次之”则退居其次。
理解了谭献对词的起源和功能的认识，我们对他的“正变”观可作清楚的判断。谭献以周济所指“变声词人”作正声，“正声词人”作变声，实认为李煜、苏轼、姜夔等人词为“言志”之词，表现手法大都显豁，对时代和词人的心曲表现较为明白；而温庭筠、欧阳修、周邦彦等人词为“永言”之词，表现手法大都含蓄，对时代和词人的心曲表现较为隐晦。
“正变”观下的清词建构
谭献明确地以“正变”论词见于此，而在他精心编选的《箧中词》中，也可以看到“正变”观的反映。谭献自三十四岁时选《箧中词》，至其晚年始定稿，耗时三十多年。谭献选评《箧中词》，较为鲜明地体现了他以“正变”观建构清词史的意图。
《复堂词话》已述及这一意图：“近拟撰《箧中词》。上自饮水，下至水云，中间陈、朱、厉、郭、皋文、翰风、枚庵、稚圭、莲生诸家，千金一冶，殊呻共吟。以表填词正变，无取刻画二窗、皮傅姜张也。”这明确表现出谭献选清词是要彰显出清词发展的脉络，也即文中所说“填词正变”。《箧中词》所选词人计376人，谭献如何构建出清词的正变系统，我们只有从《箧中词》的评语入手。
谭献评蒋春霖《水云楼词》云：
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或曰：“何以与成项并论？”应之曰：“阮亭、葆馚一流，为才人之词。宛邻、止庵一派，为学人之词。惟三家是词人之词。与朱厉同工异曲，其他则旁流羽翼而已。”
这里的议论值得注意，一方面蒋春霖词“流别甚正”，当为正声词人，另外一方面，蒋春霖与纳兰性德、项鸿祚三人词皆为“词人之词”，足为清词之冠，而与“才人之词”“学人之词”以及浙西词家有别。这四类词人的区别，我们不打算讨论。实际上，“词人之词”内部的共性即构成了“正声”词人的重要特征。
纳兰容若词，谭献引周之琦语评云：
或言：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予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能及。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残唐坠绪，绝而复续，第其品格，殆叔原、方回之亚乎？
项鸿祚词，谭献评云：
莲生，古之伤心人也！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
可以看出，三人的共同点就是在词的内容上都表现伤心忧世之情，在表达上都有直致自然的特点，故纳兰词在深挚自然上不如李煜，但仍与小晏相似；项鸿祚词兼姜夔、张炎、吴文英之长，而归趣在“伤心”；蒋春霖词“每有感慨，于是乎寄”。
纳兰等三人无疑符合正声词人的特点。结合以上论述，我们再据《箧中词》评语可对清代词人的正变归属作大体判断。《箧中词》收录3首作品以上词人116位，其中正声词人有65位，变声词人51位。例如他评庄棫词：“灵均遗则，动于哀愉而不能已。”评周济词：“怨断之中，豪宕不减。”这都属于正声词人；评朱彝尊词：“有潜气内转之妙。”评张惠言词：“胸襟学问，酝酿喷薄而出。”这都属于变声词人，这些词人涵括了清词史各时期的重要作家。再以录词8首以上的词人而言，也都是清词史上公认的优秀词人。正声词人十人：纳兰性德、蒋春霖、项鸿祚、庄棫、钱芳标、周济、陈维崧、李雯、王士禛、彭孙遹；变声词人八人：朱彝尊、厉鹗、张惠言、张景祁、宋征舆、沈丰垣、吴翌凤、冯煦。从选人来看，这18人分布时段为清前期8人，中期6人，后期4人；从选词来看，虽对正声词人略有偏倚，但总体持平，并无明显轩轾。这说明谭献以“正变”观构建清词史时，既突破了词史的宗派限制，谭献并没有因尊崇常州词派而贬低浙西词派；又突破了传统“正变”观的高低之分，谭献将词之正声与变声都统一在诗教体系中；还注意到词坛的当代进展，并无厚古薄今之弊。可以说谭献以“正变”观构建清代词史时，是比较客观公正地表现了清词史的发展线索。
古代词家以“正变”评章词人，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推尊门派，谭献作为常州词派晚期代表人物，其“正变”观论词的首要意义便在于拓展常州词派的藩篱。其“正变”观的提出既明确了词与诗的一般边界，又将词上溯至“变雅”之诗，从而又达到推尊词体的作用。谭献以“正变”观构建词史，能够破除门户之见，注意词人创作的实际，注意词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具有高屋建瓴、截断众流的视野，融通而客观地建立了清词史的架构，一定意义上启发了现代词学的发生。
（作者：傅宇斌，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言志”与“永言”二分的词学“正变”观
谭献的“正变”观念是对周济“正变”观的反拨。谭献《词辨跋》云：“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论小异：大抵周氏所谓变，亦予所谓正也。而折衷柔厚则同。”那么周济的“正变”观何指呢？周济《词辨》仅存二卷，卷一为词之正声，选录词人有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欧阳修、秦观、周邦彦等18人；卷二为词之变声，选录词人有李煜、苏轼、辛弃疾、姜夔、陆游等11人。周济论词之“正变”标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豪放”“婉约”之分。尽管在变声词人中“豪放”词人居多，但考察《词辨》所选作品，却仍是以他们的“婉约”作品居绝大多数。所以，我们要从另外角度来讨论。从对词体特质的认识上来看，周济直承张惠言，以“低徊要眇”为词之极致。张惠言评温庭筠词“深美闳约”，周济评为“酝酿最深”。周济评正声词人重其蕴藉之美，评变声词人重其用语发越，风格明快，故周济《词辨自序》云正声词人“莫不蕴藉深厚”，变声词人“骏快驰骛，豪宕感激”。
谭献的“正变”观与周济大相径庭，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呢？词旨上谭献遵从常州词学，对周济尤为服膺，谭献论词宗“柔厚”，在词体的认识上他与张惠言、周济如出一辙，这说明他的正变观并不是从词体立论。
谭献《复堂词录叙》云：“词为诗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愚谓词不必无颂，而大旨近雅。于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变者欤。其感人也尤捷，无有远近幽深，风之使来。是故比兴之义，升降之故，视诗较著，夫亦在于为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絜行芳，而后洋洋乎会于风雅。”学者们据此认为这是谭献对词的起源的认识，而“词源于乐府”的观点并无新意。那么，谭献与前人不同何在？应该有两点：一、谭献认为词源于乐府，不仅指汉以来乐府所表现的音乐形式，更指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于正统意识形态中的“乐教”，即《乐记》所云“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种说法既肯定词的音乐性特征，更蕴含着词体在继承《诗经》现实主义传统方面的独特意义；二、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更近于《诗经》之“变雅”。学者一般将“变风”“变雅”联系起来，认为《诗经》中的某些作品“发乎情，止乎礼义”，能恰当表达对时世的怨诽。在谭献看来，词也起着相似的功能。“上之言志”是词最重要的功能，“永言次之”则退居其次。
理解了谭献对词的起源和功能的认识，我们对他的“正变”观可作清楚的判断。谭献以周济所指“变声词人”作正声，“正声词人”作变声，实认为李煜、苏轼、姜夔等人词为“言志”之词，表现手法大都显豁，对时代和词人的心曲表现较为明白；而温庭筠、欧阳修、周邦彦等人词为“永言”之词，表现手法大都含蓄，对时代和词人的心曲表现较为隐晦。
“正变”观下的清词建构
谭献明确地以“正变”论词见于此，而在他精心编选的《箧中词》中，也可以看到“正变”观的反映。谭献自三十四岁时选《箧中词》，至其晚年始定稿，耗时三十多年。谭献选评《箧中词》，较为鲜明地体现了他以“正变”观建构清词史的意图。
《复堂词话》已述及这一意图：“近拟撰《箧中词》。上自饮水，下至水云，中间陈、朱、厉、郭、皋文、翰风、枚庵、稚圭、莲生诸家，千金一冶，殊呻共吟。以表填词正变，无取刻画二窗、皮傅姜张也。”这明确表现出谭献选清词是要彰显出清词发展的脉络，也即文中所说“填词正变”。《箧中词》所选词人计376人，谭献如何构建出清词的正变系统，我们只有从《箧中词》的评语入手。
谭献评蒋春霖《水云楼词》云：
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或曰：“何以与成项并论？”应之曰：“阮亭、葆馚一流，为才人之词。宛邻、止庵一派，为学人之词。惟三家是词人之词。与朱厉同工异曲，其他则旁流羽翼而已。”
这里的议论值得注意，一方面蒋春霖词“流别甚正”，当为正声词人，另外一方面，蒋春霖与纳兰性德、项鸿祚三人词皆为“词人之词”，足为清词之冠，而与“才人之词”“学人之词”以及浙西词家有别。这四类词人的区别，我们不打算讨论。实际上，“词人之词”内部的共性即构成了“正声”词人的重要特征。
纳兰容若词，谭献引周之琦语评云：
或言：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予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能及。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残唐坠绪，绝而复续，第其品格，殆叔原、方回之亚乎？
项鸿祚词，谭献评云：
莲生，古之伤心人也！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
可以看出，三人的共同点就是在词的内容上都表现伤心忧世之情，在表达上都有直致自然的特点，故纳兰词在深挚自然上不如李煜，但仍与小晏相似；项鸿祚词兼姜夔、张炎、吴文英之长，而归趣在“伤心”；蒋春霖词“每有感慨，于是乎寄”。
纳兰等三人无疑符合正声词人的特点。结合以上论述，我们再据《箧中词》评语可对清代词人的正变归属作大体判断。《箧中词》收录3首作品以上词人116位，其中正声词人有65位，变声词人51位。例如他评庄棫词：“灵均遗则，动于哀愉而不能已。”评周济词：“怨断之中，豪宕不减。”这都属于正声词人；评朱彝尊词：“有潜气内转之妙。”评张惠言词：“胸襟学问，酝酿喷薄而出。”这都属于变声词人，这些词人涵括了清词史各时期的重要作家。再以录词8首以上的词人而言，也都是清词史上公认的优秀词人。正声词人十人：纳兰性德、蒋春霖、项鸿祚、庄棫、钱芳标、周济、陈维崧、李雯、王士禛、彭孙遹；变声词人八人：朱彝尊、厉鹗、张惠言、张景祁、宋征舆、沈丰垣、吴翌凤、冯煦。从选人来看，这18人分布时段为清前期8人，中期6人，后期4人；从选词来看，虽对正声词人略有偏倚，但总体持平，并无明显轩轾。这说明谭献以“正变”观构建清词史时，既突破了词史的宗派限制，谭献并没有因尊崇常州词派而贬低浙西词派；又突破了传统“正变”观的高低之分，谭献将词之正声与变声都统一在诗教体系中；还注意到词坛的当代进展，并无厚古薄今之弊。可以说谭献以“正变”观构建清代词史时，是比较客观公正地表现了清词史的发展线索。
古代词家以“正变”评章词人，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推尊门派，谭献作为常州词派晚期代表人物，其“正变”观论词的首要意义便在于拓展常州词派的藩篱。其“正变”观的提出既明确了词与诗的一般边界，又将词上溯至“变雅”之诗，从而又达到推尊词体的作用。谭献以“正变”观构建词史，能够破除门户之见，注意词人创作的实际，注意词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具有高屋建瓴、截断众流的视野，融通而客观地建立了清词史的架构，一定意义上启发了现代词学的发生。
（作者：傅宇斌，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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