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国学理论 作者：佚名 热度：
曾朴手拟过一份《〈孽海花〉人物名单》，把全书划为“旧学时代”“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革新时代”“海外运动”六个部分。《孽海花》又有个特点，即人物和事件多有原型。“影射的人物与轶事的多，为从来小说所没有。”（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作为虚构文本，书中自有时空的伸缩腾挪；而参诸史实，大体上也可以编年系地。结合原型人物的具体行实，可知科名和课艺，乃是书中“旧学时代”的两个关键词。《孽海花》开篇不久，即将这两者置于时代巨变的长河之中。而1868年为“旧学时代”之始。小说第一个铺叙的年份也正是同治七年（1868年）。此年所涉及人物原型基本上可以考索。
明确可知，小说主线人物金汮的原型为洪钧（1840—1893年）。1868年春天，小说的主线人物吴县金汮（雯青）高中状元，旋即请假省亲。状元金汮，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人物。然而他返乡途中经过上海，却体会到了跟不上时代步伐的紧迫感。一品香聚餐，听薛淑云、云宏等人议论风生，说着西国政治艺学，金汮不免茫无把握，暗暗惭愧，明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人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较之于金汮，冯桂芬（景亭）虽年长一辈，但早就意识到风气的转向。金汮在上海时，冯氏前来答拜。他一边恭喜金汮飞黄腾达，一边叮嘱道：“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辞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他，那才算得个经济”。
可以考证的是，此处的冯桂芬原型就是时任苏州正谊书院山长的冯桂芬（1809—1874年）。他早年参加过正谊书院的考课，有多篇时文收入《正谊书院课选二编》《三编》《四编》（1830—1838年课艺）等总集。考课时文，是清代书院的主流，咸丰以前的正谊书院亦属此列。制艺之学可归入“旧学”，只不过与举业关系太密，多被视为“俗学”。正谊书院另设小课，以经古命题，这是正宗的“旧学”。《正谊书院小课》（1838年刊）中，也有冯氏课艺数篇。及至冯氏担任山长（1864年），正谊书院已转型为专课经解诗赋，时文则并入紫阳书院。《正谊书院课选》（1865—1867年课艺）署“山长冯景亭先生鉴定”，题目即为《春王正月解》《伍员论》《书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后》《秋声赋》《吴中神弦曲》之类。转型后的正谊书院，追步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是吴中一带的“旧学”重镇。同时，《正谊书院课选》中也有《地圆说》《东洋西洋南洋考》《垦荒用西洋机器议》《借根方四元代数三术异同辨》等题，显示出“新学”端倪，只是这类题目不多。至于冯氏本人，早在1861年写作《校邠庐抗议》时，就有明确的“制洋器”“采西学”等宏论，书院的跟进节奏还是稍慢了一些。《孽海花》中，冯桂芬称辞章考据不尽可以用世，金汮意识到要学西法、识洋务，这比书院课艺更具有走出“旧学时代”的气象。
小说中写到1868年北边殿试发榜有三个人谈论今科新闻，其原型也可考。其中一位陆仁庠（菶如），原型是陆润庠（1841—1915年），此际在正谊书院肄业。有《张居正论》《拟刘孝标〈送橘启〉》《以经术润饰吏事赋》等入选《正谊书院课选》，《课选二编》《三编》（1868—1873年课艺）中也有陆氏作品数篇。正谊生徒多兼为紫阳生徒，陆氏又有多篇时文见于《紫阳书院课艺》（1870—1872年课艺）。而《紫阳书院课艺》的“鉴定”者潘遵祁（1808-1892年），就是雅聚园茶坊的老者潘曾奇（胜芝）。经过几年书院考课的训练，陆氏于1873年中式顺天乡试；又一年，状元及第。
小说中所写稍后来到茶坊的几个人中何太真（钰斋）的原型可考证当为吴大澄（1835—1902年）。他是1864年的举人，其后数年也参与了正谊书院的考课，有《六书转注解》《〈朱子晚年定论〉辨》等入选《正谊书院课选》。《课选二编》《三编》不见其名，乃因1868年他和金汮同榜成进士，之后也就不在书院了。清代科举，“春秋两闱，经策与制艺兼试；殿廷试以策论；馆阁试以诗赋；至提学岁科两试，则经解古学别为一场：固未尝专重时文而以经学辞章为可忽也”（《正谊书院课选》蒋德馨序）。紫阳书院考课时文，正谊书院博习经史辞章，皆于科名有功。
小说中写端阳之后，金汮回到家乡所遇的几个人物，其原型也是可考的。如钱端敏（唐卿）、何太真前来拜访，同到的还有一位曹以表（公坊）。曹氏不见于小说林本（1905年），是真美善本（1928年）新增的人物。书里写他与金汮是十年前的患难之交，连着钱端敏、何太真，当时号称“海天四友”。他们在京城又合着几个朋友，结了一个文社名叫含英社，专做制艺工夫。曾朴说过，“写雅叙（聚）园、含英社、谈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中的足印”（《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虽然书中先写雅聚园，再以插叙的方式讲述含英社，但从发生时间上看，含英社比雅聚园早几年，可算是《孽海花》“旧学时代”的起点。尽管增写含英社之时，时文已成为历史，但对含英社尤其是曹以表，曾朴下笔仍饱含深情。书中说其时正当大乱之后，文风凋敝。这几个青年，名动京师。一艺甫就，四处传抄。公车士子人人模仿，差不多成了一时风尚，曹公坊在社中尤为杰出。刊行的《含英社稿》，风行天下，有井水处，没个不朗诵《含英社稿》的课艺，没个不知曹公坊的名字。
曹以表的原型曾之撰（1843-1897年），就是曾朴的父亲，含英社即登瀛社。1864年曾之撰在京与诸友会文，1867年刊行《登瀛社稿》，收录课艺五十篇。1868年在吴下重刊，增收课艺十篇。重刊本六十篇中，曾之撰、吴大澄各七篇，汪鸣銮（钱端敏的原型）四篇。1870年吴下又有《登瀛社稿续刊》之刻，陈荣绍序云：“同治丙寅丁卯间，都中曾有《登瀛社稿》之刻，风行海内，几于家置一编。”此外，常熟《游文书院课艺》收录1871—1872年制艺之“尤雅者”，曾氏有五篇，是入选数量最多的作者之一。曹以表制艺出色，却科名蹭蹬。“不上几年，含英社的社友个个飞黄腾达，入鸾掖，占鳌头，只剩曹公坊一人向隅，至今还是个国学生，也算文章憎命了。”1868年，曾之撰还是监生；两年后即1870年，始中试顺天副榜；又五年即1875年，江南乡试中式举人。
金、何、曹诸人谈话中，钱端敏提到潘止韶的原型是潘欲仁（？—1891年），也是时文高手。1873年，门下士曾之撰、曾宝章兄弟为之辑刊《惟是堂四书文钞》。又有多篇作品入选潘遵祁鉴定的《紫阳书院课艺》及《续编》（1873年课艺）。而其科名比曾之撰更为不顺：凡十二试乡闱，京师士大夫闻名叹仰，每典试江南，辄相戒暗中搜索，然卒不遇。
真美善本新增了曹以表（附及潘止韶）、含英社，也删去了小说林本关于科名的长篇议论。小说林本第二回，痛斥科名“是历代专制君主束缚我同胞最毒的手段”，“弄得一般国民有脑无魂，有血无气”云云。这段议论之被删去，按曾朴的说法，乃因第一回是楔子，而这里仍有楔子的意味，难免叠床架屋之嫌。这是从小说布局的角度说的。若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看，站在1928年高度回望1868年，重新审视科名和时文，比1905年时多了一份理性和同情。曹以表说：“现在大家都喜欢骂时文，表示他是通人，做时文的叫时文鬼。其实时文也是散文的一体，何必一笔抹倒！名家稿子里，尽有说理精粹，如周、秦诸子；言情悱恻，如魏、晋小品，何让于汉策、唐诗、宋词、元曲呢！”这是较为平实的意见。
小说以1868年为界，揭示了旧学时代的式微。此年七月初旬，金汮、钱端敏、何太真、曹以表等结伴入都。这一班人，从前大半在含英社出过风头的，这回重到首都，把“且夫”“尝思”都丢在脑后，一见面，不是谈小学经史，就是讲诗古文词；不是赏鉴版本，就是搜罗金石。如同春天的时候，金汮金榜题名，旋即在上海意识到科名“靠不住”；含英社的课艺名家回到北京，兴致也很快转了方向。虽然科举和时文的废除，实际上还在三十年以后，《孽海花》则通过对风气变化的叙写，赋予了1868年以节点性的文学意义。
（作者：鲁小俊，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明确可知，小说主线人物金汮的原型为洪钧（1840—1893年）。1868年春天，小说的主线人物吴县金汮（雯青）高中状元，旋即请假省亲。状元金汮，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人物。然而他返乡途中经过上海，却体会到了跟不上时代步伐的紧迫感。一品香聚餐，听薛淑云、云宏等人议论风生，说着西国政治艺学，金汮不免茫无把握，暗暗惭愧，明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人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较之于金汮，冯桂芬（景亭）虽年长一辈，但早就意识到风气的转向。金汮在上海时，冯氏前来答拜。他一边恭喜金汮飞黄腾达，一边叮嘱道：“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辞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他，那才算得个经济”。
可以考证的是，此处的冯桂芬原型就是时任苏州正谊书院山长的冯桂芬（1809—1874年）。他早年参加过正谊书院的考课，有多篇时文收入《正谊书院课选二编》《三编》《四编》（1830—1838年课艺）等总集。考课时文，是清代书院的主流，咸丰以前的正谊书院亦属此列。制艺之学可归入“旧学”，只不过与举业关系太密，多被视为“俗学”。正谊书院另设小课，以经古命题，这是正宗的“旧学”。《正谊书院小课》（1838年刊）中，也有冯氏课艺数篇。及至冯氏担任山长（1864年），正谊书院已转型为专课经解诗赋，时文则并入紫阳书院。《正谊书院课选》（1865—1867年课艺）署“山长冯景亭先生鉴定”，题目即为《春王正月解》《伍员论》《书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后》《秋声赋》《吴中神弦曲》之类。转型后的正谊书院，追步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是吴中一带的“旧学”重镇。同时，《正谊书院课选》中也有《地圆说》《东洋西洋南洋考》《垦荒用西洋机器议》《借根方四元代数三术异同辨》等题，显示出“新学”端倪，只是这类题目不多。至于冯氏本人，早在1861年写作《校邠庐抗议》时，就有明确的“制洋器”“采西学”等宏论，书院的跟进节奏还是稍慢了一些。《孽海花》中，冯桂芬称辞章考据不尽可以用世，金汮意识到要学西法、识洋务，这比书院课艺更具有走出“旧学时代”的气象。
小说中写到1868年北边殿试发榜有三个人谈论今科新闻，其原型也可考。其中一位陆仁庠（菶如），原型是陆润庠（1841—1915年），此际在正谊书院肄业。有《张居正论》《拟刘孝标〈送橘启〉》《以经术润饰吏事赋》等入选《正谊书院课选》，《课选二编》《三编》（1868—1873年课艺）中也有陆氏作品数篇。正谊生徒多兼为紫阳生徒，陆氏又有多篇时文见于《紫阳书院课艺》（1870—1872年课艺）。而《紫阳书院课艺》的“鉴定”者潘遵祁（1808-1892年），就是雅聚园茶坊的老者潘曾奇（胜芝）。经过几年书院考课的训练，陆氏于1873年中式顺天乡试；又一年，状元及第。
小说中所写稍后来到茶坊的几个人中何太真（钰斋）的原型可考证当为吴大澄（1835—1902年）。他是1864年的举人，其后数年也参与了正谊书院的考课，有《六书转注解》《〈朱子晚年定论〉辨》等入选《正谊书院课选》。《课选二编》《三编》不见其名，乃因1868年他和金汮同榜成进士，之后也就不在书院了。清代科举，“春秋两闱，经策与制艺兼试；殿廷试以策论；馆阁试以诗赋；至提学岁科两试，则经解古学别为一场：固未尝专重时文而以经学辞章为可忽也”（《正谊书院课选》蒋德馨序）。紫阳书院考课时文，正谊书院博习经史辞章，皆于科名有功。
小说中写端阳之后，金汮回到家乡所遇的几个人物，其原型也是可考的。如钱端敏（唐卿）、何太真前来拜访，同到的还有一位曹以表（公坊）。曹氏不见于小说林本（1905年），是真美善本（1928年）新增的人物。书里写他与金汮是十年前的患难之交，连着钱端敏、何太真，当时号称“海天四友”。他们在京城又合着几个朋友，结了一个文社名叫含英社，专做制艺工夫。曾朴说过，“写雅叙（聚）园、含英社、谈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中的足印”（《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虽然书中先写雅聚园，再以插叙的方式讲述含英社，但从发生时间上看，含英社比雅聚园早几年，可算是《孽海花》“旧学时代”的起点。尽管增写含英社之时，时文已成为历史，但对含英社尤其是曹以表，曾朴下笔仍饱含深情。书中说其时正当大乱之后，文风凋敝。这几个青年，名动京师。一艺甫就，四处传抄。公车士子人人模仿，差不多成了一时风尚，曹公坊在社中尤为杰出。刊行的《含英社稿》，风行天下，有井水处，没个不朗诵《含英社稿》的课艺，没个不知曹公坊的名字。
曹以表的原型曾之撰（1843-1897年），就是曾朴的父亲，含英社即登瀛社。1864年曾之撰在京与诸友会文，1867年刊行《登瀛社稿》，收录课艺五十篇。1868年在吴下重刊，增收课艺十篇。重刊本六十篇中，曾之撰、吴大澄各七篇，汪鸣銮（钱端敏的原型）四篇。1870年吴下又有《登瀛社稿续刊》之刻，陈荣绍序云：“同治丙寅丁卯间，都中曾有《登瀛社稿》之刻，风行海内，几于家置一编。”此外，常熟《游文书院课艺》收录1871—1872年制艺之“尤雅者”，曾氏有五篇，是入选数量最多的作者之一。曹以表制艺出色，却科名蹭蹬。“不上几年，含英社的社友个个飞黄腾达，入鸾掖，占鳌头，只剩曹公坊一人向隅，至今还是个国学生，也算文章憎命了。”1868年，曾之撰还是监生；两年后即1870年，始中试顺天副榜；又五年即1875年，江南乡试中式举人。
金、何、曹诸人谈话中，钱端敏提到潘止韶的原型是潘欲仁（？—1891年），也是时文高手。1873年，门下士曾之撰、曾宝章兄弟为之辑刊《惟是堂四书文钞》。又有多篇作品入选潘遵祁鉴定的《紫阳书院课艺》及《续编》（1873年课艺）。而其科名比曾之撰更为不顺：凡十二试乡闱，京师士大夫闻名叹仰，每典试江南，辄相戒暗中搜索，然卒不遇。
真美善本新增了曹以表（附及潘止韶）、含英社，也删去了小说林本关于科名的长篇议论。小说林本第二回，痛斥科名“是历代专制君主束缚我同胞最毒的手段”，“弄得一般国民有脑无魂，有血无气”云云。这段议论之被删去，按曾朴的说法，乃因第一回是楔子，而这里仍有楔子的意味，难免叠床架屋之嫌。这是从小说布局的角度说的。若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看，站在1928年高度回望1868年，重新审视科名和时文，比1905年时多了一份理性和同情。曹以表说：“现在大家都喜欢骂时文，表示他是通人，做时文的叫时文鬼。其实时文也是散文的一体，何必一笔抹倒！名家稿子里，尽有说理精粹，如周、秦诸子；言情悱恻，如魏、晋小品，何让于汉策、唐诗、宋词、元曲呢！”这是较为平实的意见。
小说以1868年为界，揭示了旧学时代的式微。此年七月初旬，金汮、钱端敏、何太真、曹以表等结伴入都。这一班人，从前大半在含英社出过风头的，这回重到首都，把“且夫”“尝思”都丢在脑后，一见面，不是谈小学经史，就是讲诗古文词；不是赏鉴版本，就是搜罗金石。如同春天的时候，金汮金榜题名，旋即在上海意识到科名“靠不住”；含英社的课艺名家回到北京，兴致也很快转了方向。虽然科举和时文的废除，实际上还在三十年以后，《孽海花》则通过对风气变化的叙写，赋予了1868年以节点性的文学意义。
（作者：鲁小俊，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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