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国学理论 作者：佚名 热度：
纳兰性德以翩翩公子的形象和凄清哀婉的词作，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其生平存诗三百五十余首，数量大抵与词作相埒，亦颇有可观之处。同时留有不少论诗文字，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诗学宗尚。分析他的诗学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立体地认识其人其诗，从而超越过去对这位满清贵胄情深不寿的刻板印象，同时亦对深入理解清初诗学发展演变轨迹有所裨益。但目前学界对此研究尚不充分，值得进一步阐发。
纳兰性德论诗文字主要见诸《渌水亭杂识》，此书写作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而这也正是吴之振携《宋诗钞》进入京师并引发轰动效应（康熙十年冬），宗宋风气于都下乃至全国迅速蔓延之时，尤其是“康熙十二至十四年间，京师的宋诗风潮达到了顶峰”（蒋寅《清代诗学史》），唐宋诗之争遂杂糅审美偏嗜、朝野离立等诸多问题而成为当时诗学讨论的关键。纳兰论诗有着较为明显的尊唐贬宋倾向，显然是有的放矢。面对盛行的宋诗风气，他保留了独立的诗学思考和文学立场。
纳兰性德尊唐的诗学思想，与其论诗推尊性情有关。所谓“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渌水亭杂识》），从审美倾向上，纳兰更认同随性情而发的唐诗。他在批评实践中，则多标示唐宋之别，以唐诗为高境的同时贬低宋诗。首先，从诗歌发展流变角度看，纳兰认为明季以来，“世道江河，动成积习。风雅之道，而有高髻广额之忧”（《原诗》），如果要摈弃积习自成面目，关键在于广泛取法前人。但在更具体的诗学序列中，他显然尤重《国风》《楚辞》一脉的比兴传统，并将唐诗作为此传统的延续，“唐人诗宗风骚，多比兴。宋诗比兴已少。明人诗皆赋也，便觉版腐少味”（《渌水亭杂识》），因此对比兴和赋法的使用便有了高下之别，同时关乎诗运盛衰。一般认为，面对唐诗的辉煌成就，宋人欲有所开拓，只能增加叙事说理，通过贴合日常生活的书写实现内容的扩充，追求平淡内敛的审美境界，并发展出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特征。这些均离不开对赋法的广泛运用，而比兴抒情在此时期则更多地被应用于词体创作。此种风会转移被纳兰视为诗道中落的节点，“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渌水亭杂识》），“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填词》）云云，即是由此立论。
其次，唐宋诗之辨往往延伸到对情、才、学的讨论，清初推尊宋诗者多强调才、学，启蒙了后来的诗学风气，即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相统一。纳兰论诗，以性情为核心的同时，则认为：“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渌水亭杂识》）“如是而已”反映出其援引才学入诗颇有限度。此处不妨与雅重宋诗的钱谦益相比较，后者倡言“夫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题杜苍略自评诗文》），将灵心、世运、学问三者并重，特别标明“茁长于学问”，与纳兰所言“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迥然有别。况且纳兰将韩愈、苏轼归入“性情隔绝”一类，且不止一次提到“苏诗伤学”，显然是对由苏黄上溯杜韩的宗宋诗派不满。尤其是宋人通过才学入诗扩充体量的做法，在他看来甚不可取，“将为东坡如搓黄麻绳千百尺乎”，贬低意味甚明。此外，他又将清初宋诗重振与举业时文盛行相联系，则在唐、宋诗之审美高下的判断中暗寓价值判断，崇尚宋诗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追名逐利的象征，所谓“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诗。举业欲干禄，人操其柄，不得不随人转步。诗取自适，何以随人”，“今人论诗，唯恐一字走却题目，时文也，非诗也”（《渌水亭杂识》），均讥刺模仿宋人者所作非诗。
最后，纳兰性德对不同类型诗歌的具体分析中，也贯穿着尊唐贬宋思想。如就咏史诗言，情意兼备而不流于议论说理的唐诗，在他眼中可谓空前绝后。《渌水亭杂识》有言：“古人咏史，叙事无意，史也，非诗矣。唐人实胜古人。”“有意而不落议论，故佳。若落议论，史评也，非诗矣。宋以后多患此病。愚谓唐诗宗旨断绝五百余年，此亦一端。”所谓“此亦一端”，说明唐诗卓绝而宋人不可企及处甚多。又如咏物诗，他认为：“唐人诗意不在题中，亦有不在诗中者，故高远有味。”咏物之作“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而宋人以降的咏物之什则拘泥诗题，使事板滞，难以达到寄意遥深的境界。
纳兰性德之宗唐并不局限于理论，亦表现在他的创作上。其写景抒情多能深婉秀丽，以丰神情韵见长，如“山色江声共寂寥，十三陵树晚萧萧。中原事业如江左，芳草何须怨六朝”（《秣陵怀古》）、“情深不向横陈尽，见面消魂去后思”（《艳歌》）等句，富于唐诗风致。集中除拟古外，追和前人者则有《春晓曲效金荃体》《和唐李昌谷恼公诗原韵》《和元微之杂忆诗》等，均师法唐人，足见诗学蕲向。相较而言，唐诗尤其是中晚唐诗也确乎更贴合纳兰的性情表达，通过对元稹、李贺、温庭筠等的取法，纳兰书情写恨亦缠绵悱恻，实现了与其词风的交融互通。还须注意的是，纳兰被授以侍卫等职后，笔下多了“微臣幸属赓歌日，愿借如川献寿觞”（《汤泉应制四首》）之类的扈从奉和作品，更是以歌功颂德、装点盛世的内容体现出唐音的庙堂性。
总体来说，纳兰性德较系统地尊唐贬宋，刻意忽视了宋人在诗歌上的创造性，其批评考之史实也未必精当，而更像是以某种预设标准来对两代的诗歌进行区分，刘世南先生便觉察出恂恂温雅的纳兰却对宋诗极力诋诃的反常（《清诗流派史》）。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归因于性情、审美的偏好，而应放在清初唐宋诗之争的背景中来理解。这里不能不提到徐乾学对他的影响。徐氏为康熙十一年纳兰乡试座主，而纳兰问学于徐乾学最勤的阶段恰与《渌水亭杂识》写作时间重合。我们知道，徐乾学“诗以汉、魏、四唐为主，不杂宋人一笔。是能主持风气，不为他说所移者”（邓汉仪《诗观二集》），他对宋诗的部分肯定也只是强调它能继承唐人。因此徐氏后来在为曾经推扬宋诗风气的王士禛作《渔洋续诗集序》时指出：“近之说诗者，厌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为归，孰知宋以诗名者，不过学唐人而有得焉者也。”特别点明渔洋“仍墨守唐人之声格。或乃因先生持论，遂疑先生《续集》降心下师宋人，此未知先生之诗也”，明确以唐音为风雅正统，同时强调唐诗温厚平易，合于治世之音。在此层面来说，宗唐实际承担着鸣国家之盛的功能，因此成为清初庙堂诗人的共同选择，代表者如冯溥、魏裔介等。宋诗所追求的尖新深刻的表达，终究“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冯溥语），这对视诗风关乎国运盛衰的统治者来说尤其敏感。纳兰性德因身份显贵，很早就感受到了这一点。以王士禛为参照，王氏受徐乾学启发放弃对宋诗的倡导，并通过《五七言古诗选》《唐贤三昧集》等作确立唐诗正宗地位当在康熙二十二年之后，而康熙十一年左右，他正以《蜀道集》的写作成为当时学宋的典范。因此，纳兰性德之诗论显然别具意义，他先于王士禛接受了徐乾学诗学思想并加以系统发展，成为清初宋诗风靡之时唐诗地位的重要维护者。
以此，纳兰性德的诗论是当时庙堂诗人推重唐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还通过创作践行了此种主张。实际上，如果从诗学发展脉络看，纳兰性德“有寄托”、“高远有味”的诗学追求中也多少能看到一些“神韵”派的影子，而立足性情，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则是格调派标举“温柔敦厚”诗教观的老生常谈。因此，纳兰尊唐贬宋的思想其实暗合了清代前、中期诗学思潮的演进趋势——唐音逐渐占据上风并确立了正统地位，这是应当予以关注的。
（作者姚蓉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纳兰性德论诗文字主要见诸《渌水亭杂识》，此书写作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而这也正是吴之振携《宋诗钞》进入京师并引发轰动效应（康熙十年冬），宗宋风气于都下乃至全国迅速蔓延之时，尤其是“康熙十二至十四年间，京师的宋诗风潮达到了顶峰”（蒋寅《清代诗学史》），唐宋诗之争遂杂糅审美偏嗜、朝野离立等诸多问题而成为当时诗学讨论的关键。纳兰论诗有着较为明显的尊唐贬宋倾向，显然是有的放矢。面对盛行的宋诗风气，他保留了独立的诗学思考和文学立场。
纳兰性德尊唐的诗学思想，与其论诗推尊性情有关。所谓“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渌水亭杂识》），从审美倾向上，纳兰更认同随性情而发的唐诗。他在批评实践中，则多标示唐宋之别，以唐诗为高境的同时贬低宋诗。首先，从诗歌发展流变角度看，纳兰认为明季以来，“世道江河，动成积习。风雅之道，而有高髻广额之忧”（《原诗》），如果要摈弃积习自成面目，关键在于广泛取法前人。但在更具体的诗学序列中，他显然尤重《国风》《楚辞》一脉的比兴传统，并将唐诗作为此传统的延续，“唐人诗宗风骚，多比兴。宋诗比兴已少。明人诗皆赋也，便觉版腐少味”（《渌水亭杂识》），因此对比兴和赋法的使用便有了高下之别，同时关乎诗运盛衰。一般认为，面对唐诗的辉煌成就，宋人欲有所开拓，只能增加叙事说理，通过贴合日常生活的书写实现内容的扩充，追求平淡内敛的审美境界，并发展出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特征。这些均离不开对赋法的广泛运用，而比兴抒情在此时期则更多地被应用于词体创作。此种风会转移被纳兰视为诗道中落的节点，“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渌水亭杂识》），“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填词》）云云，即是由此立论。
其次，唐宋诗之辨往往延伸到对情、才、学的讨论，清初推尊宋诗者多强调才、学，启蒙了后来的诗学风气，即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相统一。纳兰论诗，以性情为核心的同时，则认为：“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渌水亭杂识》）“如是而已”反映出其援引才学入诗颇有限度。此处不妨与雅重宋诗的钱谦益相比较，后者倡言“夫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题杜苍略自评诗文》），将灵心、世运、学问三者并重，特别标明“茁长于学问”，与纳兰所言“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迥然有别。况且纳兰将韩愈、苏轼归入“性情隔绝”一类，且不止一次提到“苏诗伤学”，显然是对由苏黄上溯杜韩的宗宋诗派不满。尤其是宋人通过才学入诗扩充体量的做法，在他看来甚不可取，“将为东坡如搓黄麻绳千百尺乎”，贬低意味甚明。此外，他又将清初宋诗重振与举业时文盛行相联系，则在唐、宋诗之审美高下的判断中暗寓价值判断，崇尚宋诗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追名逐利的象征，所谓“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诗。举业欲干禄，人操其柄，不得不随人转步。诗取自适，何以随人”，“今人论诗，唯恐一字走却题目，时文也，非诗也”（《渌水亭杂识》），均讥刺模仿宋人者所作非诗。
最后，纳兰性德对不同类型诗歌的具体分析中，也贯穿着尊唐贬宋思想。如就咏史诗言，情意兼备而不流于议论说理的唐诗，在他眼中可谓空前绝后。《渌水亭杂识》有言：“古人咏史，叙事无意，史也，非诗矣。唐人实胜古人。”“有意而不落议论，故佳。若落议论，史评也，非诗矣。宋以后多患此病。愚谓唐诗宗旨断绝五百余年，此亦一端。”所谓“此亦一端”，说明唐诗卓绝而宋人不可企及处甚多。又如咏物诗，他认为：“唐人诗意不在题中，亦有不在诗中者，故高远有味。”咏物之作“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而宋人以降的咏物之什则拘泥诗题，使事板滞，难以达到寄意遥深的境界。
纳兰性德之宗唐并不局限于理论，亦表现在他的创作上。其写景抒情多能深婉秀丽，以丰神情韵见长，如“山色江声共寂寥，十三陵树晚萧萧。中原事业如江左，芳草何须怨六朝”（《秣陵怀古》）、“情深不向横陈尽，见面消魂去后思”（《艳歌》）等句，富于唐诗风致。集中除拟古外，追和前人者则有《春晓曲效金荃体》《和唐李昌谷恼公诗原韵》《和元微之杂忆诗》等，均师法唐人，足见诗学蕲向。相较而言，唐诗尤其是中晚唐诗也确乎更贴合纳兰的性情表达，通过对元稹、李贺、温庭筠等的取法，纳兰书情写恨亦缠绵悱恻，实现了与其词风的交融互通。还须注意的是，纳兰被授以侍卫等职后，笔下多了“微臣幸属赓歌日，愿借如川献寿觞”（《汤泉应制四首》）之类的扈从奉和作品，更是以歌功颂德、装点盛世的内容体现出唐音的庙堂性。
总体来说，纳兰性德较系统地尊唐贬宋，刻意忽视了宋人在诗歌上的创造性，其批评考之史实也未必精当，而更像是以某种预设标准来对两代的诗歌进行区分，刘世南先生便觉察出恂恂温雅的纳兰却对宋诗极力诋诃的反常（《清诗流派史》）。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归因于性情、审美的偏好，而应放在清初唐宋诗之争的背景中来理解。这里不能不提到徐乾学对他的影响。徐氏为康熙十一年纳兰乡试座主，而纳兰问学于徐乾学最勤的阶段恰与《渌水亭杂识》写作时间重合。我们知道，徐乾学“诗以汉、魏、四唐为主，不杂宋人一笔。是能主持风气，不为他说所移者”（邓汉仪《诗观二集》），他对宋诗的部分肯定也只是强调它能继承唐人。因此徐氏后来在为曾经推扬宋诗风气的王士禛作《渔洋续诗集序》时指出：“近之说诗者，厌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为归，孰知宋以诗名者，不过学唐人而有得焉者也。”特别点明渔洋“仍墨守唐人之声格。或乃因先生持论，遂疑先生《续集》降心下师宋人，此未知先生之诗也”，明确以唐音为风雅正统，同时强调唐诗温厚平易，合于治世之音。在此层面来说，宗唐实际承担着鸣国家之盛的功能，因此成为清初庙堂诗人的共同选择，代表者如冯溥、魏裔介等。宋诗所追求的尖新深刻的表达，终究“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冯溥语），这对视诗风关乎国运盛衰的统治者来说尤其敏感。纳兰性德因身份显贵，很早就感受到了这一点。以王士禛为参照，王氏受徐乾学启发放弃对宋诗的倡导，并通过《五七言古诗选》《唐贤三昧集》等作确立唐诗正宗地位当在康熙二十二年之后，而康熙十一年左右，他正以《蜀道集》的写作成为当时学宋的典范。因此，纳兰性德之诗论显然别具意义，他先于王士禛接受了徐乾学诗学思想并加以系统发展，成为清初宋诗风靡之时唐诗地位的重要维护者。
以此，纳兰性德的诗论是当时庙堂诗人推重唐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还通过创作践行了此种主张。实际上，如果从诗学发展脉络看，纳兰性德“有寄托”、“高远有味”的诗学追求中也多少能看到一些“神韵”派的影子，而立足性情，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则是格调派标举“温柔敦厚”诗教观的老生常谈。因此，纳兰尊唐贬宋的思想其实暗合了清代前、中期诗学思潮的演进趋势——唐音逐渐占据上风并确立了正统地位，这是应当予以关注的。
（作者姚蓉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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