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国学理论 作者：admin 热度：
《文选》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组织当时文人集体编选，选录从周秦以迄齐梁130多位作家的作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影响深远。萧统在《文选序》中申明了自己的择录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符合这一标准的是萧统所说的“清英”，故未能进入《文选》的优秀作品就常常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正如明张燮《梁昭明太子集序》指出：“从古选集希传，独昭明三十卷，词人奉为金柜。片简见录，便如名在丹台石室中。古今有一佳文字见遗，必求所以不入选之故，而递相揣摩。”王羲之《兰亭集序》即属此类。《文选》序类录序文九篇，王羲之《兰亭集序》书法和文采兼善，后世流传甚广，萧统却弃而不选，后世学者为此众说纷纭。
近年萧统编选《文选》的政治意图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刘志伟先生曾撰文指出：“萧统主编《文选》的理想乃是：欲成就‘比隆周汉’的一代王朝文化大典。”此说为笔者探讨以上问题提供了新的启发。本文拟从当时梁朝的政治文化背景出发，并结合入选序文的相关内容与《兰亭集序》进行比较，为《兰亭集序》“落选”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一
梁武帝萧衍是“竟陵八友”之一，文化造诣颇深。梁武帝依靠武力禅代，建立梁朝后即思“偃武修文”，其称帝后的一系列举措，推动了梁代文化事业全方位的发展。唐代史学家姚思廉评价梁武帝的功绩：“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他对儒家经学有深入研究，根据《梁书》《南史》《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记载，梁武帝所撰的儒学经典著述有《五经讲疏》《春秋答问》《三礼大义》《礼记大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等，“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尽管这些著述均已亡佚，但其成就可见一斑。《南史·武帝纪》赞曰：“及据图录，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召集群臣编撰《通史》480卷，并“躬制赞序”，其书虽已不传，但打破了过去史籍局限一个朝代的弊病，更重视历史的连贯性和宏观性。萧统编撰《文选》，也是选录历代诗文，与编撰《通史》或有类似的关联。《文选》编选是梁代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业，可以说是梁武帝时期系统学术文化工程的一个子工程，具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政治目标。在《文选》之前，梁朝先编就了《文章英华》《华林遍略》，这也成为《文选》编选的基础。普通四年（523），类书《华林遍略》完成，而在此之前，梁武帝所撰《历代赋》十卷，昭明所撰《文章英华》20卷以及《正序》十卷，均早已成书。萧统编选《文选》，显然受到了梁武帝的支持，命以能文著称的王筠、刘孝绰、到洽等人协助萧统完成这一工作。《梁书·昭明太子传》曰：“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普通四年（523）到中大通元年（529），萧统编选的几部总集，多是与东宫学士共同完成的，梁武帝重视学术文化事业的决心非常明显。
二
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已的大问题。西周宗法社会所形成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意识，是北方文化的重要内涵，并构成地域与政权合法性叠合的现实意义。南北对峙，是萦绕在士人心头的梗结，南北孰为正统的争论从未中断，而彰显正统的重要方式，就是尊崇儒学——在思想文化上标榜己方为正统。比如，魏收作《魏书》，创《序纪》，旨在叙述鲜卑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鲜卑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以此论证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和合法性，从历史上论证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根同源，同宗共祖，从血统上找到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中原地区既合理又合法的历史根据。
但是，在唐前统一与分裂状态下对京都及南北地域的观照，始终是在文化视域下进行的。北方文化不仅是与南方文化相对的区域文化概念，更是一个超越地理，具有正统文化资格并成为个体与政权的身份象征。就南朝来说，由于南北分裂打破了此前政权、文化与地域的一致性，这一时期政权与地域、文化与地域的错位给士人带来的文化心理失衡，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
对于偏安江左的梁朝士人来说，他们不得不面临与消解传统北方文化中心与僻处江南之间的地理错位，于是南迁政权以文化正统自居来强化僻处江南的政权合法性，逐渐改变了以往北方中心文化与地理合一的思维定式。所以，当时的梁朝，想要争求政治上的合法性，需正视传统的地域与政治中心错位的心理尴尬，要化解这种尴尬，仅有二途：一是通过北伐胜利达到地域与政权的叠合，这显然是最理想的；二是争求思想文化之正统，《文选》及梁武帝时期多项学术文化工程的集中推进，即为此。
三
《文选》“序”类一共入选9篇序文，其中就有颜延之和王融同题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以下简称“颜序”和“王序”）。以往学者在讨论王羲之《兰亭集序》的“落选”问题时，均未注意到入选的这两篇序文。我们深入考察一下这两篇序文的创作背景、内容和所涉地点，或有所得。
从创作背景来说，入选的两篇《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都为帝王组织下的文人集会所作。颜序为宋文帝元嘉十一年（434），李善在本篇序文的题解中引《韩诗外传》曰：“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也。”可见上巳日的修褉习俗，当时已遍及官民。颜延之作此序时身为太子中庶子，在皇室集会中是臣子身份，他本人也是这次集会的参加者，同时有曲水诗作。但这次聚会是由皇室主导、臣子参与，因此不同于一般的文人雅集，政治意味非常浓郁。王序作于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同样也是围绕皇帝这个核心人物而开展的文人集会，也有比较浓郁的政治意味。钟嵘《诗品》评价王融曰“辞不贵奇，竞须新事”，这篇序文也很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特征。该序的创作背景决定了此文是为歌功颂德、美颂盛世而作。
从序文内容来看，颜序以皇室代言人的身份代序，记录了集会的仪式和场面，营造欢乐祥和的氛围，颂圣之意和皇室气派都很充分，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国家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颜序的主旨是为刘宋王朝歌功颂德，文章开篇即对刘宋王朝、开国之君武帝以及当今的文帝一一歌颂，赞美他们的文韬武略和伟大功勋；然后大力渲染国力强盛，并与周朝汉代的盛世进行比较，极尽夸张之能事，宣扬当今盛世一片祥和，这是曲水诗会举行的背景，全文更突出了集会宴饮的皇室气派。
王序广征博引，称赞盛世，生动描绘曲水宴游场面，辞藻华美，又兼有音韵之美，歌颂了齐帝之时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以及宴会的祥和宴饮场面。此序分为六段，首段概述上古帝王的游乐，指出他们只是尽一人之乐，而不与万民共乐。次段先阐释萧齐王朝政权的合法性，又分别述齐武帝萧赜、太子萧长懋、豫章文献王萧嶷以及竟陵王萧子良的美德。三段叙述南齐政治清明的局面，官吏守分、人民安乐、风俗纯正。四段又述南齐王朝武力征伐，四方皆服，故此时正是游乐欢庆之时。五段交代了集会地点和宫廷仪仗威严，最后以“有诏赋诗”结尾，点明参加这次宴饮赋诗的人数之多，表明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赋诗，体现了王朝气象。
再从集会地点来看，颜王二序所涉地点从字面上分别为“乐游苑”“芳林园”。颜序所记集会地点在“乐游苑”，皇帝需要移驾，作者大力渲染皇室的车马仪仗以及沿途风景，四方禁严，前后左右簇拥，穿山越水，跨过重重叠叠的亭台楼阁终于来到宴饮之地，突出了皇家园林的气派雄伟，充满了庄严端正的典正气韵。此“乐游苑”为刘宋皇城建康城内的“乐游苑”。王序所记集会地点在“芳林园”，李善注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园，褉饮朝臣，敕王融为序，文藻富丽，当代称之。”芳林园，乃皇家园林，建于东汉，三国魏避齐王芳讳，改名华林园，故址在今河南故洛阳城中。而王序的集会地芳林园显然与洛阳无涉，《文选》李善注引《十洲记》曰：“在青溪菰首桥东，齐高帝旧宅。齐有天子，为旧宫，宫东筑山凿池，号曰‘芳林园’。”
可见，颜、王二序所涉地点，实际上都在南朝都城建康，但是作者无一例外地都只字不提“建康”“金陵”，读者所见似乎只是自汉代就闻名天下的“乐游苑”“芳林园”。虽然此乐游苑、芳林园非彼乐游苑、芳林园，但在创作心理上，作者均是将当时的都城建康比附为长安、洛阳，这正体现了一种“北方文化中心”意识，充满对皇权的美颂。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涉地点，则非常明确，乃“会稽山阴之兰亭”，这是非常具体的江南地名，没有任何政治蕴含和历史想象。《兰亭集序》的内容，前半部分描绘士人欢聚场景，后半部分由欢乐现实转向对生命无常的思考，并说“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正是士人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索和追寻。王羲之曾自叹“吾素无廊庙之志”，这种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过分关注，也正体现了“东晋时期文学呈现的自由发展的多元化格局”以及东晋皇权衰落的基本事实。因此，无论是从创作背景、序文内容还是地名所体现的价值指向来看，《兰亭集序》都不符合帝王期待的儒家诗教价值标准；而内容旨在美颂、形式典雅华美的颜、王二序，正契合了喜游宴赋诗、招揽文士和组织文学活动的梁武帝父子在政治、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多重需求。
四
王羲之及其家族的政治主张，集中表现在对东晋北伐的态度以及对偏安政局的态度上。公元351年至355年，王羲之在会稽内史任上，殷浩率领东晋军队开始了大规模的讨伐北方异族的北伐战争。永和六年（350），北方局势更加不稳，东晋朝廷又兴起北伐之意。永和八年（352），殷浩北伐。王羲之作《与会稽王笺》指出，“根立势举，谋之未晩”，认为此时北伐，乃不自量力，明确反对北伐；接着又连续写信给殷浩、荀羡，阻止北伐，其《又遗浩书》认为：第一，殷浩北伐已告失败，元气尚未恢复，又图再次举兵，必不可行；第二，自寇乱以来，虽时有对北用兵，“竟无一功可论”，反而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在“军破于外，资竭于内”，天下已呈土崩之势的情况下，王羲之提出了一个不得已的方案——弃淮地而保长江。他认为，当务之急乃在于“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明确反对北伐。
琅琊王氏兴盛于东晋，枝繁叶茂，人才济济。南渡以后，他们的生活环境比在战乱的北方要优裕得多。南渡的北方士族，在南渡以来基本安定的环境中，多生起苟安之念，王羲之也不例外。《晋书》本传称其“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安于娴雅的生活状态，不十分热衷政治，是他劝止殷浩北伐的重要原因。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选》之外，萧统还编了八卷本《陶渊明集》，萧统这样评价陶渊明：“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可见，萧统编《陶渊明集》恰逢陶渊明去世100周年，这一方面固然有对陶渊明文学成就重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是，萧统从陶集中读到了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光辉，认为陶诗在当时社会“有助于风教”——符合他重视的文学教化原则。那么，蕴含着浓烈个人情感的《兰亭集序》，则与此格格不入。
五
梁武帝在位四十余年，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的梁朝，正处于繁荣发展期，梁武帝有统一天下的宏志，甚至一度还取得了南北对峙的战略优势。萧统既是太子，又是《文选》编纂这个大型文化工程的组织者。作为太子，他有“明于庶事”“天下皆称仁”的美誉，亦曾以“菲衣减膳”的实际行动支持北伐事业。他以太子之尊亲自组织并参与《文选》编纂，其深层的政治目的不难理解。东晋南渡以后，各南方政权一方面不得不面临与消除传统北方文化中心与僻处江南之间的地理现状的错位，由此士人产生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这种“错位”一直延续到南朝并没有消失；另一方面，南迁各政权通过各种方式以文化正统自居，来强化僻处江南的政权的合法性，力图改变以往北方中心文化与地理合一的思维定式。所以，萧统被梁武帝委以重任，正是顺应当时的政治文化需求，通过编选《文选》来强调梁朝为文化之邦，在文化上维护和彰显其正统地位，这是《文选》编选的深层政治文化背景。因此，与入选的另外两篇彰显王朝气象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相比较，更重抒发个体生命思考的《兰亭集序》被弃而不选，是情理之中的事。
（作者：宋雪玲，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近年萧统编选《文选》的政治意图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刘志伟先生曾撰文指出：“萧统主编《文选》的理想乃是：欲成就‘比隆周汉’的一代王朝文化大典。”此说为笔者探讨以上问题提供了新的启发。本文拟从当时梁朝的政治文化背景出发，并结合入选序文的相关内容与《兰亭集序》进行比较，为《兰亭集序》“落选”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一
梁武帝萧衍是“竟陵八友”之一，文化造诣颇深。梁武帝依靠武力禅代，建立梁朝后即思“偃武修文”，其称帝后的一系列举措，推动了梁代文化事业全方位的发展。唐代史学家姚思廉评价梁武帝的功绩：“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他对儒家经学有深入研究，根据《梁书》《南史》《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记载，梁武帝所撰的儒学经典著述有《五经讲疏》《春秋答问》《三礼大义》《礼记大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等，“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尽管这些著述均已亡佚，但其成就可见一斑。《南史·武帝纪》赞曰：“及据图录，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召集群臣编撰《通史》480卷，并“躬制赞序”，其书虽已不传，但打破了过去史籍局限一个朝代的弊病，更重视历史的连贯性和宏观性。萧统编撰《文选》，也是选录历代诗文，与编撰《通史》或有类似的关联。《文选》编选是梁代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业，可以说是梁武帝时期系统学术文化工程的一个子工程，具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政治目标。在《文选》之前，梁朝先编就了《文章英华》《华林遍略》，这也成为《文选》编选的基础。普通四年（523），类书《华林遍略》完成，而在此之前，梁武帝所撰《历代赋》十卷，昭明所撰《文章英华》20卷以及《正序》十卷，均早已成书。萧统编选《文选》，显然受到了梁武帝的支持，命以能文著称的王筠、刘孝绰、到洽等人协助萧统完成这一工作。《梁书·昭明太子传》曰：“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普通四年（523）到中大通元年（529），萧统编选的几部总集，多是与东宫学士共同完成的，梁武帝重视学术文化事业的决心非常明显。
二
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已的大问题。西周宗法社会所形成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意识，是北方文化的重要内涵，并构成地域与政权合法性叠合的现实意义。南北对峙，是萦绕在士人心头的梗结，南北孰为正统的争论从未中断，而彰显正统的重要方式，就是尊崇儒学——在思想文化上标榜己方为正统。比如，魏收作《魏书》，创《序纪》，旨在叙述鲜卑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鲜卑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以此论证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和合法性，从历史上论证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根同源，同宗共祖，从血统上找到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中原地区既合理又合法的历史根据。
但是，在唐前统一与分裂状态下对京都及南北地域的观照，始终是在文化视域下进行的。北方文化不仅是与南方文化相对的区域文化概念，更是一个超越地理，具有正统文化资格并成为个体与政权的身份象征。就南朝来说，由于南北分裂打破了此前政权、文化与地域的一致性，这一时期政权与地域、文化与地域的错位给士人带来的文化心理失衡，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
对于偏安江左的梁朝士人来说，他们不得不面临与消解传统北方文化中心与僻处江南之间的地理错位，于是南迁政权以文化正统自居来强化僻处江南的政权合法性，逐渐改变了以往北方中心文化与地理合一的思维定式。所以，当时的梁朝，想要争求政治上的合法性，需正视传统的地域与政治中心错位的心理尴尬，要化解这种尴尬，仅有二途：一是通过北伐胜利达到地域与政权的叠合，这显然是最理想的；二是争求思想文化之正统，《文选》及梁武帝时期多项学术文化工程的集中推进，即为此。
三
《文选》“序”类一共入选9篇序文，其中就有颜延之和王融同题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以下简称“颜序”和“王序”）。以往学者在讨论王羲之《兰亭集序》的“落选”问题时，均未注意到入选的这两篇序文。我们深入考察一下这两篇序文的创作背景、内容和所涉地点，或有所得。
从创作背景来说，入选的两篇《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都为帝王组织下的文人集会所作。颜序为宋文帝元嘉十一年（434），李善在本篇序文的题解中引《韩诗外传》曰：“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也。”可见上巳日的修褉习俗，当时已遍及官民。颜延之作此序时身为太子中庶子，在皇室集会中是臣子身份，他本人也是这次集会的参加者，同时有曲水诗作。但这次聚会是由皇室主导、臣子参与，因此不同于一般的文人雅集，政治意味非常浓郁。王序作于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同样也是围绕皇帝这个核心人物而开展的文人集会，也有比较浓郁的政治意味。钟嵘《诗品》评价王融曰“辞不贵奇，竞须新事”，这篇序文也很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特征。该序的创作背景决定了此文是为歌功颂德、美颂盛世而作。
从序文内容来看，颜序以皇室代言人的身份代序，记录了集会的仪式和场面，营造欢乐祥和的氛围，颂圣之意和皇室气派都很充分，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国家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颜序的主旨是为刘宋王朝歌功颂德，文章开篇即对刘宋王朝、开国之君武帝以及当今的文帝一一歌颂，赞美他们的文韬武略和伟大功勋；然后大力渲染国力强盛，并与周朝汉代的盛世进行比较，极尽夸张之能事，宣扬当今盛世一片祥和，这是曲水诗会举行的背景，全文更突出了集会宴饮的皇室气派。
王序广征博引，称赞盛世，生动描绘曲水宴游场面，辞藻华美，又兼有音韵之美，歌颂了齐帝之时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以及宴会的祥和宴饮场面。此序分为六段，首段概述上古帝王的游乐，指出他们只是尽一人之乐，而不与万民共乐。次段先阐释萧齐王朝政权的合法性，又分别述齐武帝萧赜、太子萧长懋、豫章文献王萧嶷以及竟陵王萧子良的美德。三段叙述南齐政治清明的局面，官吏守分、人民安乐、风俗纯正。四段又述南齐王朝武力征伐，四方皆服，故此时正是游乐欢庆之时。五段交代了集会地点和宫廷仪仗威严，最后以“有诏赋诗”结尾，点明参加这次宴饮赋诗的人数之多，表明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赋诗，体现了王朝气象。
再从集会地点来看，颜王二序所涉地点从字面上分别为“乐游苑”“芳林园”。颜序所记集会地点在“乐游苑”，皇帝需要移驾，作者大力渲染皇室的车马仪仗以及沿途风景，四方禁严，前后左右簇拥，穿山越水，跨过重重叠叠的亭台楼阁终于来到宴饮之地，突出了皇家园林的气派雄伟，充满了庄严端正的典正气韵。此“乐游苑”为刘宋皇城建康城内的“乐游苑”。王序所记集会地点在“芳林园”，李善注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园，褉饮朝臣，敕王融为序，文藻富丽，当代称之。”芳林园，乃皇家园林，建于东汉，三国魏避齐王芳讳，改名华林园，故址在今河南故洛阳城中。而王序的集会地芳林园显然与洛阳无涉，《文选》李善注引《十洲记》曰：“在青溪菰首桥东，齐高帝旧宅。齐有天子，为旧宫，宫东筑山凿池，号曰‘芳林园’。”
可见，颜、王二序所涉地点，实际上都在南朝都城建康，但是作者无一例外地都只字不提“建康”“金陵”，读者所见似乎只是自汉代就闻名天下的“乐游苑”“芳林园”。虽然此乐游苑、芳林园非彼乐游苑、芳林园，但在创作心理上，作者均是将当时的都城建康比附为长安、洛阳，这正体现了一种“北方文化中心”意识，充满对皇权的美颂。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涉地点，则非常明确，乃“会稽山阴之兰亭”，这是非常具体的江南地名，没有任何政治蕴含和历史想象。《兰亭集序》的内容，前半部分描绘士人欢聚场景，后半部分由欢乐现实转向对生命无常的思考，并说“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正是士人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索和追寻。王羲之曾自叹“吾素无廊庙之志”，这种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过分关注，也正体现了“东晋时期文学呈现的自由发展的多元化格局”以及东晋皇权衰落的基本事实。因此，无论是从创作背景、序文内容还是地名所体现的价值指向来看，《兰亭集序》都不符合帝王期待的儒家诗教价值标准；而内容旨在美颂、形式典雅华美的颜、王二序，正契合了喜游宴赋诗、招揽文士和组织文学活动的梁武帝父子在政治、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多重需求。
四
王羲之及其家族的政治主张，集中表现在对东晋北伐的态度以及对偏安政局的态度上。公元351年至355年，王羲之在会稽内史任上，殷浩率领东晋军队开始了大规模的讨伐北方异族的北伐战争。永和六年（350），北方局势更加不稳，东晋朝廷又兴起北伐之意。永和八年（352），殷浩北伐。王羲之作《与会稽王笺》指出，“根立势举，谋之未晩”，认为此时北伐，乃不自量力，明确反对北伐；接着又连续写信给殷浩、荀羡，阻止北伐，其《又遗浩书》认为：第一，殷浩北伐已告失败，元气尚未恢复，又图再次举兵，必不可行；第二，自寇乱以来，虽时有对北用兵，“竟无一功可论”，反而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在“军破于外，资竭于内”，天下已呈土崩之势的情况下，王羲之提出了一个不得已的方案——弃淮地而保长江。他认为，当务之急乃在于“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明确反对北伐。
琅琊王氏兴盛于东晋，枝繁叶茂，人才济济。南渡以后，他们的生活环境比在战乱的北方要优裕得多。南渡的北方士族，在南渡以来基本安定的环境中，多生起苟安之念，王羲之也不例外。《晋书》本传称其“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安于娴雅的生活状态，不十分热衷政治，是他劝止殷浩北伐的重要原因。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选》之外，萧统还编了八卷本《陶渊明集》，萧统这样评价陶渊明：“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可见，萧统编《陶渊明集》恰逢陶渊明去世100周年，这一方面固然有对陶渊明文学成就重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是，萧统从陶集中读到了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光辉，认为陶诗在当时社会“有助于风教”——符合他重视的文学教化原则。那么，蕴含着浓烈个人情感的《兰亭集序》，则与此格格不入。
五
梁武帝在位四十余年，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的梁朝，正处于繁荣发展期，梁武帝有统一天下的宏志，甚至一度还取得了南北对峙的战略优势。萧统既是太子，又是《文选》编纂这个大型文化工程的组织者。作为太子，他有“明于庶事”“天下皆称仁”的美誉，亦曾以“菲衣减膳”的实际行动支持北伐事业。他以太子之尊亲自组织并参与《文选》编纂，其深层的政治目的不难理解。东晋南渡以后，各南方政权一方面不得不面临与消除传统北方文化中心与僻处江南之间的地理现状的错位，由此士人产生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这种“错位”一直延续到南朝并没有消失；另一方面，南迁各政权通过各种方式以文化正统自居，来强化僻处江南的政权的合法性，力图改变以往北方中心文化与地理合一的思维定式。所以，萧统被梁武帝委以重任，正是顺应当时的政治文化需求，通过编选《文选》来强调梁朝为文化之邦，在文化上维护和彰显其正统地位，这是《文选》编选的深层政治文化背景。因此，与入选的另外两篇彰显王朝气象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相比较，更重抒发个体生命思考的《兰亭集序》被弃而不选，是情理之中的事。
（作者：宋雪玲，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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