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国学研究 作者：佚名 热度：
笔者的学术研究，是从《孔子诗论》开始的。廖名春先生曾指出简文并非全部是孔子论诗，故改称《诗论》。而经过简序重排，所谓颂、雅、风的顺序说明显然站不住脚。《诗论》的出版，并没有解决大家关心的子夏传《毛诗》、诗序等问题。不过笔者曾经据《诗经》等，指出《关雎》《鹿鸣》《文王》《清庙》这风、小雅、大雅、颂的首诗，被称为鲁诗之“四始”者，体现了夫妇、君臣、父子和天人这四种关系，这种安排和解说，一定是有心而为之的。所以民国学界讲《关雎》是爱情诗，认为诗序称之为“后妃之德”大谬，这当然有思想解放的因素在，但是将古代学者把六艺等拔高为治人伦、合天人、齐政教之经典的用心也一并抛去，也就自己把士的身份降格了，学术研究不再是修齐治平的基础，抽去了自家安身立命的根基。
不过“四始”毕竟只是孔子删诗说中的一个小问题，而孔颖达、朱熹、叶适、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等人都怀疑删《诗》之说，近代否认孔子与六经关系者更是主张此说。否定说的力量很强大，证据也很坚固，因为即便《诗论》有孔子论诗，也不能证明孔子编诗、删诗。而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可是现存佚诗很少；《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工所歌风诗，无出十三国之外者，其时孔子年仅八岁，这或许说明《诗》三百之说可能早就形成了。所以孔子有没有将三千首《诗》删为三百篇；孔子有没有定过《诗经》的顺序，仍然是孔子删诗说中的两个大问题。“四始”只是论风雅颂的开篇问题罢了。
其实说现存佚诗很少，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以现存古书为古人所见全部古书的思维方式作为预设（或者条件），受辑佚工作的影响，压制了“古书佚失观”。由现在出土的战国秦汉竹木简牍帛书来看，清华简《耆夜》录诗五首，只有一首接近《秦风·蟋蟀》。《周公之琴舞》录诗有十，却只有一首接近今存的《周颂·敬之》，已然是十才存一的比例。甚至《周公之琴舞》本身就可能已经有佚诗了，此篇说：“周公作多士敬怭，琴舞九絉”，但只录了一首“元纳启”，而成王所作“敬（儆）怭（毖），琴舞九絉”，才收录了全部的九启。
至于季札在鲁观乐的问题，他“请观于周乐”，虽然各国之风大体和《诗经》一致，小有顺序不同，但是乐之文本，却可能和《诗经》不一样。我们比较《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和《周颂·敬之》，《耆夜》中的《蟋蟀》和《唐风·蟋蟀》，就可以发现不同。那么，如果孔子依据鲁国的乐官所用之诗本作教材的底本，这看起来没有将古诗三千删减为三百，但是无疑已经承认了周王朝及鲁国乐官所做的选诗的工作。由于孔子的影响大，其后七十子将孔子所用之诗的版本传之四方，所以与《春秋》相似，虽然孔子的教材有所自来，但是其弟子后学是会说这是孔子修订的《诗经》（《春秋》）。故从古以来的乐官之选诗、编诗、删诗，也就可以归为孔子选诗、编诗、删诗了。如同编修《四库全书》就意味着禁毁不合格的书一样，选、编诗也就意味着删诗，故后世说孔子删诗。
删诗除了删去一些诗外，也有前贤所说篇删其章、章删其句、句删其字的工作，因为如同唐宋以后的填词一样，一个曲谱如《虞美人》，是可以用不同的词来配乐的，这些词也有本身的稿本和定本问题。所以《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和《周颂·敬之》，《耆夜》中的《蟋蟀》和《唐风·蟋蟀》以及安大简的《魏风·蟋蟀》，都可以合乐，而孔子只能选一个为底本，据之作出定本。
此外，诗经中有《鲁颂》，这和鲁有关系。《周颂》的合法性不需要讨论，《商颂》作为王者之后，也有一定合法性，鲁则只是诸侯，其有《鲁颂》被收入，只能从孔子是鲁人，所用的也是鲁之诗来考虑。别的国家如果有《诗经》选本，大概不会有《鲁颂》。当然，孔子祖先本是宋国人，《商颂》入选或许和这也有关系。《国语·鲁语下》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则孔子是否十二选其五，就饶有趣味了。如果周之诗经版本有《商颂》的话，那恐怕最少该是十二篇。
从安徽大学藏简来看，《国风》的编整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全部统一。《唐风·蟋蟀》在安大简中是被编入《魏风》，而整个安大简《魏风》十篇中，只有《葛屦》一篇属于《毛诗·魏风》，其余九篇全部属于《毛诗》中的《唐风》；安大简和《毛诗·魏风》都以《葛屦》为首篇，但是《毛诗·魏风》七篇中，其余六篇在安大简属于“侯”风（篇序也和《毛诗》小有不同），侯风此前从未出现于国风中，学者们虽然有一些推测，但是并没有比较统一的意见。此外，安大简《秦风·无衣》残存《毛诗》第二章的“（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其下有“曾子以组，明月将逝”，不见于《毛诗》，此下也无《毛诗》第三章，很可能安大简《无衣》的章序和《毛诗》不同。应该是后来孔子选编的诗本流传开后，安大简这些诗就逐渐消失了。
需注意者，《毛诗》未必是孔子编诗后的定本，只是我们现存较全的文本，方便作比较而已。甚至可以说孔子论诗的方式比《诗经》的定本更重要，汉代四家诗的最重要差别不是文本，而是论述方式。只是这些论述方式虽然名义上上承孔子，但是由《诗论》来看，恐怕还是有不小的差别。《诗论》基本上和《诗序》不相关，其间经历了哪些变化，还有待考察。
总之，传统所说孔子删诗，可能并非汉人造出来的说法，而是在孔子殁后、以孔子为圣人的背景下出来的说法。孔子（及其弟子）虽没有直接将古来的诗三千删为三百，但是他以鲁之诗经为底本，排除了其他国家的诗经版本，并且没有选当时还流传的一些佚诗，仍然可以算是承接古人，作了删诗、选诗、编诗的工作，故后人说孔子删诗。
（作者：李锐，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不过“四始”毕竟只是孔子删诗说中的一个小问题，而孔颖达、朱熹、叶适、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等人都怀疑删《诗》之说，近代否认孔子与六经关系者更是主张此说。否定说的力量很强大，证据也很坚固，因为即便《诗论》有孔子论诗，也不能证明孔子编诗、删诗。而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可是现存佚诗很少；《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工所歌风诗，无出十三国之外者，其时孔子年仅八岁，这或许说明《诗》三百之说可能早就形成了。所以孔子有没有将三千首《诗》删为三百篇；孔子有没有定过《诗经》的顺序，仍然是孔子删诗说中的两个大问题。“四始”只是论风雅颂的开篇问题罢了。
其实说现存佚诗很少，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以现存古书为古人所见全部古书的思维方式作为预设（或者条件），受辑佚工作的影响，压制了“古书佚失观”。由现在出土的战国秦汉竹木简牍帛书来看，清华简《耆夜》录诗五首，只有一首接近《秦风·蟋蟀》。《周公之琴舞》录诗有十，却只有一首接近今存的《周颂·敬之》，已然是十才存一的比例。甚至《周公之琴舞》本身就可能已经有佚诗了，此篇说：“周公作多士敬怭，琴舞九絉”，但只录了一首“元纳启”，而成王所作“敬（儆）怭（毖），琴舞九絉”，才收录了全部的九启。
至于季札在鲁观乐的问题，他“请观于周乐”，虽然各国之风大体和《诗经》一致，小有顺序不同，但是乐之文本，却可能和《诗经》不一样。我们比较《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和《周颂·敬之》，《耆夜》中的《蟋蟀》和《唐风·蟋蟀》，就可以发现不同。那么，如果孔子依据鲁国的乐官所用之诗本作教材的底本，这看起来没有将古诗三千删减为三百，但是无疑已经承认了周王朝及鲁国乐官所做的选诗的工作。由于孔子的影响大，其后七十子将孔子所用之诗的版本传之四方，所以与《春秋》相似，虽然孔子的教材有所自来，但是其弟子后学是会说这是孔子修订的《诗经》（《春秋》）。故从古以来的乐官之选诗、编诗、删诗，也就可以归为孔子选诗、编诗、删诗了。如同编修《四库全书》就意味着禁毁不合格的书一样，选、编诗也就意味着删诗，故后世说孔子删诗。
删诗除了删去一些诗外，也有前贤所说篇删其章、章删其句、句删其字的工作，因为如同唐宋以后的填词一样，一个曲谱如《虞美人》，是可以用不同的词来配乐的，这些词也有本身的稿本和定本问题。所以《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和《周颂·敬之》，《耆夜》中的《蟋蟀》和《唐风·蟋蟀》以及安大简的《魏风·蟋蟀》，都可以合乐，而孔子只能选一个为底本，据之作出定本。
此外，诗经中有《鲁颂》，这和鲁有关系。《周颂》的合法性不需要讨论，《商颂》作为王者之后，也有一定合法性，鲁则只是诸侯，其有《鲁颂》被收入，只能从孔子是鲁人，所用的也是鲁之诗来考虑。别的国家如果有《诗经》选本，大概不会有《鲁颂》。当然，孔子祖先本是宋国人，《商颂》入选或许和这也有关系。《国语·鲁语下》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则孔子是否十二选其五，就饶有趣味了。如果周之诗经版本有《商颂》的话，那恐怕最少该是十二篇。
从安徽大学藏简来看，《国风》的编整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全部统一。《唐风·蟋蟀》在安大简中是被编入《魏风》，而整个安大简《魏风》十篇中，只有《葛屦》一篇属于《毛诗·魏风》，其余九篇全部属于《毛诗》中的《唐风》；安大简和《毛诗·魏风》都以《葛屦》为首篇，但是《毛诗·魏风》七篇中，其余六篇在安大简属于“侯”风（篇序也和《毛诗》小有不同），侯风此前从未出现于国风中，学者们虽然有一些推测，但是并没有比较统一的意见。此外，安大简《秦风·无衣》残存《毛诗》第二章的“（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其下有“曾子以组，明月将逝”，不见于《毛诗》，此下也无《毛诗》第三章，很可能安大简《无衣》的章序和《毛诗》不同。应该是后来孔子选编的诗本流传开后，安大简这些诗就逐渐消失了。
需注意者，《毛诗》未必是孔子编诗后的定本，只是我们现存较全的文本，方便作比较而已。甚至可以说孔子论诗的方式比《诗经》的定本更重要，汉代四家诗的最重要差别不是文本，而是论述方式。只是这些论述方式虽然名义上上承孔子，但是由《诗论》来看，恐怕还是有不小的差别。《诗论》基本上和《诗序》不相关，其间经历了哪些变化，还有待考察。
总之，传统所说孔子删诗，可能并非汉人造出来的说法，而是在孔子殁后、以孔子为圣人的背景下出来的说法。孔子（及其弟子）虽没有直接将古来的诗三千删为三百，但是他以鲁之诗经为底本，排除了其他国家的诗经版本，并且没有选当时还流传的一些佚诗，仍然可以算是承接古人，作了删诗、选诗、编诗的工作，故后人说孔子删诗。
（作者：李锐，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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