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国学研究 作者：佚名 热度：
关于陶渊明与古琴的关系，“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宋书·陶潜传》，萧统《陶渊明传》《南史·陶潜传》《晋书·陶潜传》记载基本一致）的旧说，广为人知。后人或以为这是陶渊明名士风度的表现，包含着“大音希声”的哲学思想。苏轼在《渊明无弦琴》中提出异议：“旧说渊明不知音，蓄无弦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此妄也。渊明自云‘和以七弦’，岂得不知音？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为得其真。”元代李冶也认为：“何劳弦上声者，谓当时弦索偶不具，因之以为得趣，今观其平生诗文可概见矣。”（《敬斋古今黈》卷七）莫砺锋先生《陶渊明的无弦琴》一文支持苏轼的观点，认为陶诗中既然多写到琴，据陶诗真淳的特点，陶渊明一定是爱好弹琴的。事实上，陶渊明不仅会弹琴，更将古琴置于与书、酒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正是魏晋以来名士风度的一种表现。
现存陶集中涉及古琴的诗文有十一首（篇），如“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和郭主簿二首》其二）“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表明陶渊明少年时即与古琴结缘。此后不论是遭遇母丧（《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还是辞彭泽令后（《答庞参军》“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在不同阶段的生活中，古琴一直陪伴于陶渊明左右。直到临终前夕，他还在《自祭文》中回顾自己“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田园生活。颜延之《陶徵士诔》写渊明于“晨烟暮霭，春煦秋阴”中“陈书缀卷，置酒弦琴”，可谓实录。
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说：“东汉中叶以降士大夫多博学能文雅擅术艺之辈”，至魏晋，术艺更成为名士风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古琴而言，尽管音乐一直是世家所重视的教养，汉代也有如司马相如等擅琴之士见于文献记载，但在一般情况下，拥有高超琴技的大多是乐工琴师。除文献记录外，汉代出土的如《东汉抚琴俑》《杂技舞乐画像砖》等文物也可为之佐证。到了魏晋时期，士人逐渐成为超越琴师的重要演奏群体。《世说新语》记载了一些名士故事，如嵇康临刑索琴奏《广陵散》（《雅量》）；谢安见戴安道“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雅量》）；王子敬素好琴，得知其死讯后王子猷“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伤逝》），等等。六朝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三位高士手持乐器，荣启期、嵇康弹琴，阮咸奏阮，也是这一转变的明证。
王谢族中人大多会弹琴，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洎自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可见学习古琴确已成为两晋南朝世家子弟的必修功课。陶渊明自称“少学琴书”，恰可与《晋书·左思传》中记载左思“少学锺、胡书及鼓琴”对看，是时代风气使然。其诗文中往往又有“琴”“书”意象连缀出现的句子，也可与此时有关名士的一些文献记载互参，只不过“书”在文献中有时指书法，而在陶渊明诗文中往往又指书籍。
陶渊明是名士，更是隐士，而魏晋已降古琴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遁世之士的“标配”。古琴在汉代被儒士尊为“八音之首”，并被赋予重要的道德教化功用，如扬雄《琴清英》：“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此后桓谭《新论》、班固《白虎通义》、应劭《风俗通义》等都根据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思想，将古琴阐释成约束道德、建构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魏晋之时，竹林士人以玄学代名教，古琴也一并“越”汉儒乐教，成为个人亲山水、远政教，“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嵇康《琴赋》）的重要乐器，“旷远”“渊静”“放达”“至精”“体清心远”（嵇康《琴赋》）成为古琴与琴人共同拥有的美德。最能体现这类美德的人群当然是隐士，这一时期琴史上最杰出的琴家嵇康、戴逵父子、宗炳恰恰都是隐士。《续晋阳秋》载：“逵不乐当世，以琴书自娱，隐会稽剡山”，颙兄弟子继父业（《宋书·戴颙传》），宗炳“好山水，爱远游”（《宋书·宗少文传》）。宋太祖曾几次召颙、炳二人为官，皆不就。《宗少文传》又载：“炳外弟师觉授亦有素业，以琴书自娱。临川王义庆辟为祭酒，主簿，并不就。”戴颙、宗炳及炳外弟是与陶渊明同时代的人，宗炳还曾参加庐山慧远的白莲社，与陶渊明相距不远。虽然史集不见二人交往记载，但其风度却是共通的。不仅如此，陶渊明在《祭从弟敬远》中也写到他的这位从弟过着“晨采上药，夕闲素琴”的隐逸生活。
陶渊明对古琴的爱好彰显着他的隐士风度，既与其时名士一脉相承，又有着独特的超越性。在诗文中他以古琴抒发寄身事外之怀，也借歌咏琴士表达耿介守节之志。后者如《咏贫士七首》其三：“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拟古九首》其五“东方有一士”等。这两首诗都写于元嘉年间，通常被认为是陶渊明于易代之际的自咏（参见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特别是后一首诗，拟左思等人《招隐》诗，中间细述了隐士为“我”弹琴的情境：“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李善注引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故曰《别鹤操》。”《孤鸾》琴旨虽不见于文献，但亦应与《别鹤》相似。诗人显然是借书写男女之情的琴曲宛诉易代之忧愤，明其不移之志节。苏轼《东坡题跋》卷二：“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自拟其平生固穷守节之志”，都是确论。
陶渊明对古琴的态度及其书写似乎深受嵇康感召，“荣启期”和《别鹤》都曾在嵇康《琴赋》里出现，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其十一“离鹍鸣清池”更直接化用《琴赋》“嘤若离鹍鸣清池”之句。嵇康曾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述：“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他的这一未能实现的志愿终于在百年后的陶渊明这里得到了实现。《归去来兮辞》：“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杂诗十二》其四：“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答庞参军》：“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朝为灌园，夕偃蓬庐。我求良友,实觏怀人。我有旨酒，与汝乐之”……这些句子似乎都在与《绝交书》遥相呼应。嵇康于魏晋之交持“自然论”以示对司马氏的反抗，陶渊明则于归隐后顺利度过晋宋的王朝改易，保全性命于乱世。
除此之外，陶渊明更有一种独属于他的风度，这就是他能将古琴与躬耕和谐融贯于田园生活中。“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劝农》）在世人眼中古琴超旷，躬耕形劳；古琴高雅，躬耕粗鄙。无论是耽名教的儒士，还是任自然的名士，都认为二者不能兼容，所以陶渊明以前古琴与躬耕绝不出现在同一诗文中。陶渊明则不然，“载弹载咏，爰得我娱。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答庞参军》）“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归去来兮辞》）“载耘载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都是既乐琴书，又履田园，真正践行着《庄子·齐物论》所说的“道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寓诸雍”。这正是陶渊明的魅力所在，也表明他是真正的达者。
（作者：解婷婷，系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现存陶集中涉及古琴的诗文有十一首（篇），如“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和郭主簿二首》其二）“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表明陶渊明少年时即与古琴结缘。此后不论是遭遇母丧（《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还是辞彭泽令后（《答庞参军》“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在不同阶段的生活中，古琴一直陪伴于陶渊明左右。直到临终前夕，他还在《自祭文》中回顾自己“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田园生活。颜延之《陶徵士诔》写渊明于“晨烟暮霭，春煦秋阴”中“陈书缀卷，置酒弦琴”，可谓实录。
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说：“东汉中叶以降士大夫多博学能文雅擅术艺之辈”，至魏晋，术艺更成为名士风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古琴而言，尽管音乐一直是世家所重视的教养，汉代也有如司马相如等擅琴之士见于文献记载，但在一般情况下，拥有高超琴技的大多是乐工琴师。除文献记录外，汉代出土的如《东汉抚琴俑》《杂技舞乐画像砖》等文物也可为之佐证。到了魏晋时期，士人逐渐成为超越琴师的重要演奏群体。《世说新语》记载了一些名士故事，如嵇康临刑索琴奏《广陵散》（《雅量》）；谢安见戴安道“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雅量》）；王子敬素好琴，得知其死讯后王子猷“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伤逝》），等等。六朝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三位高士手持乐器，荣启期、嵇康弹琴，阮咸奏阮，也是这一转变的明证。
王谢族中人大多会弹琴，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洎自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可见学习古琴确已成为两晋南朝世家子弟的必修功课。陶渊明自称“少学琴书”，恰可与《晋书·左思传》中记载左思“少学锺、胡书及鼓琴”对看，是时代风气使然。其诗文中往往又有“琴”“书”意象连缀出现的句子，也可与此时有关名士的一些文献记载互参，只不过“书”在文献中有时指书法，而在陶渊明诗文中往往又指书籍。
陶渊明是名士，更是隐士，而魏晋已降古琴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遁世之士的“标配”。古琴在汉代被儒士尊为“八音之首”，并被赋予重要的道德教化功用，如扬雄《琴清英》：“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此后桓谭《新论》、班固《白虎通义》、应劭《风俗通义》等都根据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思想，将古琴阐释成约束道德、建构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魏晋之时，竹林士人以玄学代名教，古琴也一并“越”汉儒乐教，成为个人亲山水、远政教，“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嵇康《琴赋》）的重要乐器，“旷远”“渊静”“放达”“至精”“体清心远”（嵇康《琴赋》）成为古琴与琴人共同拥有的美德。最能体现这类美德的人群当然是隐士，这一时期琴史上最杰出的琴家嵇康、戴逵父子、宗炳恰恰都是隐士。《续晋阳秋》载：“逵不乐当世，以琴书自娱，隐会稽剡山”，颙兄弟子继父业（《宋书·戴颙传》），宗炳“好山水，爱远游”（《宋书·宗少文传》）。宋太祖曾几次召颙、炳二人为官，皆不就。《宗少文传》又载：“炳外弟师觉授亦有素业，以琴书自娱。临川王义庆辟为祭酒，主簿，并不就。”戴颙、宗炳及炳外弟是与陶渊明同时代的人，宗炳还曾参加庐山慧远的白莲社，与陶渊明相距不远。虽然史集不见二人交往记载，但其风度却是共通的。不仅如此，陶渊明在《祭从弟敬远》中也写到他的这位从弟过着“晨采上药，夕闲素琴”的隐逸生活。
陶渊明对古琴的爱好彰显着他的隐士风度，既与其时名士一脉相承，又有着独特的超越性。在诗文中他以古琴抒发寄身事外之怀，也借歌咏琴士表达耿介守节之志。后者如《咏贫士七首》其三：“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拟古九首》其五“东方有一士”等。这两首诗都写于元嘉年间，通常被认为是陶渊明于易代之际的自咏（参见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特别是后一首诗，拟左思等人《招隐》诗，中间细述了隐士为“我”弹琴的情境：“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李善注引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故曰《别鹤操》。”《孤鸾》琴旨虽不见于文献，但亦应与《别鹤》相似。诗人显然是借书写男女之情的琴曲宛诉易代之忧愤，明其不移之志节。苏轼《东坡题跋》卷二：“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自拟其平生固穷守节之志”，都是确论。
陶渊明对古琴的态度及其书写似乎深受嵇康感召，“荣启期”和《别鹤》都曾在嵇康《琴赋》里出现，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其十一“离鹍鸣清池”更直接化用《琴赋》“嘤若离鹍鸣清池”之句。嵇康曾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述：“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他的这一未能实现的志愿终于在百年后的陶渊明这里得到了实现。《归去来兮辞》：“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杂诗十二》其四：“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答庞参军》：“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朝为灌园，夕偃蓬庐。我求良友,实觏怀人。我有旨酒，与汝乐之”……这些句子似乎都在与《绝交书》遥相呼应。嵇康于魏晋之交持“自然论”以示对司马氏的反抗，陶渊明则于归隐后顺利度过晋宋的王朝改易，保全性命于乱世。
除此之外，陶渊明更有一种独属于他的风度，这就是他能将古琴与躬耕和谐融贯于田园生活中。“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劝农》）在世人眼中古琴超旷，躬耕形劳；古琴高雅，躬耕粗鄙。无论是耽名教的儒士，还是任自然的名士，都认为二者不能兼容，所以陶渊明以前古琴与躬耕绝不出现在同一诗文中。陶渊明则不然，“载弹载咏，爰得我娱。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答庞参军》）“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归去来兮辞》）“载耘载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都是既乐琴书，又履田园，真正践行着《庄子·齐物论》所说的“道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寓诸雍”。这正是陶渊明的魅力所在，也表明他是真正的达者。
（作者：解婷婷，系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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