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国学漫谈 作者:佚名 热度:
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史,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重史崇文的文化传统,让我国的古籍虽历劫无数而仍汗牛充栋。保护好整理好这些古籍,让更多的年轻人乐于了解、阅读古籍,对我们了解、传承、推介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都极有意义。
相信大家也都感觉得到,现在的大学生,即使文史哲系的本科生,阅读古籍的能力,总体上大概不如古代秀才,能一口气准确说出十个古籍书名来的,恐亦不多。笔者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古籍库,阅读条件非常好,室内香气氤氲,但常很冷清。究其原因,最核心的一点,还是古籍让大学生望而生畏。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让大学生不再有畏难心理,笔者觉得以下方法值得尝试。
一、国家拍摄介绍古籍的专题片,可有简有繁,简版让每一位大学生都用几十分钟看一遍。详版可拍十几集甚至更多,介绍古籍的方方面面,像慕课一样供学生选修。中国现存古籍的总体面貌是什么样子,许多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业内人士都未必说得好,各校能讲授古籍知识的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而国家有能力组织顶级专家,汇聚这方面的信息、知识于一部专题片,这可以帮助观众在短时间内了解中国古籍的基本面貌,了解有关古籍的重要的知识,打破对古籍的神秘感、距离感、因陌生而产生的畏惧感。
二、出版社、书店到大学办古籍展。虽然大学图书馆有的是古籍,但因为它们被常年放在那里,学生反而无感。而如果到大学办一些经过周密策划的古籍展,则会造成短时间的知识涌动和购买冲动。比如办一些点面结合的书展,既有各种重要典籍的展示,也有若干合于当下热点的专题。社会上有“苏东坡热”,就把所有与东坡有关的书都聚集展出;有“王阳明热”,就把有关王阳明的书聚集展出。旧体诗词创作热,那就设诗词创作欣赏专题,如能配以相关讲座则更好。如此办展,既可以数天时间大大增加学生对古籍出版物的了解,也可提高销售量。
三、举办出版社、整理人、印刷厂三联知识讲座。一部古籍,怎么由线装书变成一部带标点、注释的排印本?从选题策划的目标、依据,到版本选择与获得,到整理注释的甘苦,到审稿容易遇到的问题,到排版印刷的各种技术,其间要经过哪些学术关,技术关?这是大学生甚至没有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教师都不太清楚的。如果经常让这方面的内行人到高校学生中进行宣讲,必然可以增强大学生对此领域的认识,从而使他们不仅懂得古籍整理的基础知识,还可能产生做这项工作的兴趣。梁启超先生在《治国学杂话》中说:“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人才喜欢的。一种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读书指南》附录)现在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连繁体字都害怕,哪里还会有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勇气和愿望?通过做一些这样的知识讲座,再做一些相应的阅读和训练,或许可以让大学生不再惧怕古籍,从而也有胆量接触更原始的古籍。
四、大学文史哲系应尽量开设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课程,让学生了解古籍的源流、部类、数量、目录、版本情况,知道有哪些丛书、类书、工具书,要研究问题时,应该循什么方向找文献资料,了解校勘、辑佚、考释等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这些基础性知识非常重要,古代近代治学者都十分重视。现在的大学教学中,这方面非常欠缺,许多硕士生在写学习计划时,都无法为自己列一个未加甄选的书单,原因就在于他连基本的找书方法都不了解。另外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当下电子文献非常丰富,但分别为各种机构、个人拥有。目前国家已有条件、也有必要把各种公私电子文献汇合起来,做成一个宏大的次序井然的电子古籍库,或至少提供一个详细的目录,注明所有者。这样可以极大方便学生以较少的时间,获得对古籍更多的了解,也会极大方便学者的学习与研究。
五、大学应尽量开设原典阅读课,注释训练课,举办原典读书会。梁启超先生在其《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说:“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读书指南》附录)梁启超先生这段话,足令我们今天治文史哲者汗颜。因为以现在的教学体制与方法,即使到评上教授时,也没多少人把这些书都读完了。现在的教学,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读选出来的作品,都是将咀嚼好的喂给学生,考试的时候还须以教材或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回答,学生对原典的了解都非常匮乏,阅读古籍的能力,从未得到来自学校的完整培养,对原典,既没有时间读,也没有能力读。上海的《青年报》2012年2月24日有篇题为《三成大学生“四大名著”一本也未完整看过》的调查报告说:“‘四大名著’全部通读过的只有22.7%,而29.0%的受访者表示,一本都没有完整地看过。”读过这几本最重要的小说的大学生之比例都这么低,更别说梁启超先生所列的那些书了。这种情况,近十年也只有在少量大学里有所好转。所以大学非常有必要开设几门原典阅读课,通过原典阅读,使学生的阅读能力获得突破。姜亮夫先生曾说治学要先“做一桩”(先精通一块地方,此或源自荀子的“好一则博”)。精读若干原典,就是做一桩的起始方式。课堂时间有限,也可以通过建立读书会的方式,让熟悉某经典的老师带若干学生读某一部或某几部古籍原典。如果能安排学生学习古籍注释,那一定收获更大。钱仲联先生曾说,注一本书,对提高阅读研究古籍的水平、学习前人的创作方法大有帮助。他24岁(虚岁)时开始做《人境庐诗草笺注》,28岁时此书就出版了。“称得上是我学术活动中第一个里程碑,并使我在学术界成名的,是同年(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学述》)。现在的学生,因为中小学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二十多岁时自然无法达到钱先生这样的水平,但拿少量的作品对文史哲类的学生做一些训练,相信也会明显提高学生对古籍的认知。
六、大学可在有导读的基础上,多举办古籍知识竞赛。这两年诗词大会在全国反响热烈,有力地推动了诗词在群众中的普及,提升了年轻人的读诗热情。加强大学生对古籍的认知,也可以借鉴此类方法。国家可组织专家编写若干种古籍知识方面的书籍,然后让大学生以此为依据学习,再组织各种比赛,学校可以举办,媒体包括央视也可以举办,可以是综合的,也可以是分门别类的。经过数年的努力,必然会使全社会对古籍的了解有大幅度的提升,也使人们更加懂得如何阅读古籍。
(作者:沈金浩,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长)
相信大家也都感觉得到,现在的大学生,即使文史哲系的本科生,阅读古籍的能力,总体上大概不如古代秀才,能一口气准确说出十个古籍书名来的,恐亦不多。笔者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古籍库,阅读条件非常好,室内香气氤氲,但常很冷清。究其原因,最核心的一点,还是古籍让大学生望而生畏。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让大学生不再有畏难心理,笔者觉得以下方法值得尝试。
一、国家拍摄介绍古籍的专题片,可有简有繁,简版让每一位大学生都用几十分钟看一遍。详版可拍十几集甚至更多,介绍古籍的方方面面,像慕课一样供学生选修。中国现存古籍的总体面貌是什么样子,许多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业内人士都未必说得好,各校能讲授古籍知识的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而国家有能力组织顶级专家,汇聚这方面的信息、知识于一部专题片,这可以帮助观众在短时间内了解中国古籍的基本面貌,了解有关古籍的重要的知识,打破对古籍的神秘感、距离感、因陌生而产生的畏惧感。
二、出版社、书店到大学办古籍展。虽然大学图书馆有的是古籍,但因为它们被常年放在那里,学生反而无感。而如果到大学办一些经过周密策划的古籍展,则会造成短时间的知识涌动和购买冲动。比如办一些点面结合的书展,既有各种重要典籍的展示,也有若干合于当下热点的专题。社会上有“苏东坡热”,就把所有与东坡有关的书都聚集展出;有“王阳明热”,就把有关王阳明的书聚集展出。旧体诗词创作热,那就设诗词创作欣赏专题,如能配以相关讲座则更好。如此办展,既可以数天时间大大增加学生对古籍出版物的了解,也可提高销售量。
三、举办出版社、整理人、印刷厂三联知识讲座。一部古籍,怎么由线装书变成一部带标点、注释的排印本?从选题策划的目标、依据,到版本选择与获得,到整理注释的甘苦,到审稿容易遇到的问题,到排版印刷的各种技术,其间要经过哪些学术关,技术关?这是大学生甚至没有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教师都不太清楚的。如果经常让这方面的内行人到高校学生中进行宣讲,必然可以增强大学生对此领域的认识,从而使他们不仅懂得古籍整理的基础知识,还可能产生做这项工作的兴趣。梁启超先生在《治国学杂话》中说:“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人才喜欢的。一种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读书指南》附录)现在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连繁体字都害怕,哪里还会有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勇气和愿望?通过做一些这样的知识讲座,再做一些相应的阅读和训练,或许可以让大学生不再惧怕古籍,从而也有胆量接触更原始的古籍。
四、大学文史哲系应尽量开设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课程,让学生了解古籍的源流、部类、数量、目录、版本情况,知道有哪些丛书、类书、工具书,要研究问题时,应该循什么方向找文献资料,了解校勘、辑佚、考释等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这些基础性知识非常重要,古代近代治学者都十分重视。现在的大学教学中,这方面非常欠缺,许多硕士生在写学习计划时,都无法为自己列一个未加甄选的书单,原因就在于他连基本的找书方法都不了解。另外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当下电子文献非常丰富,但分别为各种机构、个人拥有。目前国家已有条件、也有必要把各种公私电子文献汇合起来,做成一个宏大的次序井然的电子古籍库,或至少提供一个详细的目录,注明所有者。这样可以极大方便学生以较少的时间,获得对古籍更多的了解,也会极大方便学者的学习与研究。
五、大学应尽量开设原典阅读课,注释训练课,举办原典读书会。梁启超先生在其《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说:“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读书指南》附录)梁启超先生这段话,足令我们今天治文史哲者汗颜。因为以现在的教学体制与方法,即使到评上教授时,也没多少人把这些书都读完了。现在的教学,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读选出来的作品,都是将咀嚼好的喂给学生,考试的时候还须以教材或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回答,学生对原典的了解都非常匮乏,阅读古籍的能力,从未得到来自学校的完整培养,对原典,既没有时间读,也没有能力读。上海的《青年报》2012年2月24日有篇题为《三成大学生“四大名著”一本也未完整看过》的调查报告说:“‘四大名著’全部通读过的只有22.7%,而29.0%的受访者表示,一本都没有完整地看过。”读过这几本最重要的小说的大学生之比例都这么低,更别说梁启超先生所列的那些书了。这种情况,近十年也只有在少量大学里有所好转。所以大学非常有必要开设几门原典阅读课,通过原典阅读,使学生的阅读能力获得突破。姜亮夫先生曾说治学要先“做一桩”(先精通一块地方,此或源自荀子的“好一则博”)。精读若干原典,就是做一桩的起始方式。课堂时间有限,也可以通过建立读书会的方式,让熟悉某经典的老师带若干学生读某一部或某几部古籍原典。如果能安排学生学习古籍注释,那一定收获更大。钱仲联先生曾说,注一本书,对提高阅读研究古籍的水平、学习前人的创作方法大有帮助。他24岁(虚岁)时开始做《人境庐诗草笺注》,28岁时此书就出版了。“称得上是我学术活动中第一个里程碑,并使我在学术界成名的,是同年(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学述》)。现在的学生,因为中小学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二十多岁时自然无法达到钱先生这样的水平,但拿少量的作品对文史哲类的学生做一些训练,相信也会明显提高学生对古籍的认知。
六、大学可在有导读的基础上,多举办古籍知识竞赛。这两年诗词大会在全国反响热烈,有力地推动了诗词在群众中的普及,提升了年轻人的读诗热情。加强大学生对古籍的认知,也可以借鉴此类方法。国家可组织专家编写若干种古籍知识方面的书籍,然后让大学生以此为依据学习,再组织各种比赛,学校可以举办,媒体包括央视也可以举办,可以是综合的,也可以是分门别类的。经过数年的努力,必然会使全社会对古籍的了解有大幅度的提升,也使人们更加懂得如何阅读古籍。
(作者:沈金浩,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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