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国学漫谈 作者：佚名 热度：
“江南”是一个多变的名词，具体而言有地理的江南、政区的江南、经济的江南与文化的江南。作为文化的江南，其突出表现便是山、水、诗（文学）、书（书籍），对于山、水、诗诸方面，前贤时彦关注较多。“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是最重要的国家符号之一。发掘“江南书籍世界”的意义对于长三角一体化的文化凝聚具有重要价值。
从“何处是江南”到“江南是什么”
“江南”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复杂概念，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江南的地理内涵与文化意义都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从历史上看，“江南”这个词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即地理江南、政区江南、经济江南与文化江南。
首先是地理的江南，唐代以前，古人对江南的看法基本上是地理意义上的。先秦及秦人眼中的“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楚地（今湖南、湖北）。汉人眼中的“江南”包括的地域更有扩大，指长江以南除四川盆地之外的广大地区，实际就是字面意义的“长江之南”。晋室南渡以后，“江南”地理概念所指的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其次是政区的江南，从唐代开始，江南逐渐演变为一个行政区。贞观元年，分全国为十道，“江南道”即为其中之一。作为一个监察专区的“江南道”，地域非常广袤，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自湖南西部至海滨的广大地区。开元二十一年，将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西两道和黔中道。唐代中期，又将江南东道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江南西道亦被一分为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安史之乱之后，作为监察专区的“道”逐步实体化，成为州县之上的行政区。宋代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江南东路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赣东北部分地区；西路大致相当于今江西全省。元代之后，江南主要是作为经济区的江南。明清之后，环太湖地区的东南区域成为备受国家倚重的经济区，所指就是“八府一州”之地，即当时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三国孙吴立国，特别是永嘉南渡之后，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的江南渐次形成。周振鹤在《释江南》中指出，江南具有地域、经济和文化三层内涵（《随无涯之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如果说地理、政区、经济的“江南”，其核心在物理空间、经济产业与政治运作体系，是对“何处是江南”的探求；那么想要理解“文化江南”，似乎更应当去关注人们在何种意义或期待上去看待江南，也就是“江南是什么”。
山水诗书：文化江南的四个维度
历史地理学家张伟然先生认为在唐人心目中，江南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区。作为独特的文化区域，“江南”是“佳丽地”，是“好山水”，江南的山、水、特有的物产植被以及经济地位是形成其特有文化品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唐代人心目中这个文化区域所独有的特点。（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美学研究者刘士林先生则认为“诗情”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刘士林《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两者都敏感地认识到文化江南的独特风貌，也皆对这一风貌做出了不同程度、不同向度的解释。笔者认为，“文化江南”应当由山、水、诗、书四个维度构成。这里的“诗”是指广义的文学，“书”则是指与书籍撰写、制作、流通、存藏有关的技术、产业与运作制度。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就是江南山、水不断对象化、审美化、人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诗”与“书”是山、水审美化、人文化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作为审美对象与自然禀赋的山水，也为江南文学的发展与书籍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滋养与资源。山水与诗书互相形塑，造就了风格独特的“文化江南”。作为客体的自然山、水与作为主体创造物的文学、书籍互相成就，互相促进，而作为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即是这种互相交融的原动力。“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是作为主体的人发现、创造江南的山、水、诗、书的过程，也是江南山、水、诗、书滋养、形塑“人”的过程。
晋室南渡之后，陶渊明在九江发现了田园；谢灵运、孙绰则在浙东发现了山水的价值。“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诗人将山水客体化为认识的对象，发现了山水的价值，而山水融入了主体，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信州所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则更是将山水主体化，让人处于客体的位置，人成了山水的对象。
对于山水与诗（文学）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提出文学“得江山之助”的命题。中古以降的诗人文士对此多有阐发，认为山、水不仅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也形成了文人独有的风格特征。浙江省近年也提出“以诗(诗词曲赋)串文”“以路(水系古道)串带”，分别绘就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正是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这一计划为文化浙江，也为文化江南提供了经济一体化之外的文化一体化的尝试。然而，作为重要文化符号的“书”的研究与开发，还有不小的空间。
文化江南中的“书籍世界”
书籍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国的书籍不断向东亚与世界传播，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自中古以降即是书籍生产、流通、存藏的重要区域，造纸、制墨、制笔以及活字印刷、饾版工艺的产生与改进皆与江南地区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又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文化元素，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南地区与书籍生产的相关行业及书籍行业至迟在南朝就非常发达。比如纸，唐以前有剡溪藤纸，南唐、宋代有南京的澄心堂纸，宋代有新安纸、海盐金粟山大藏经纸，明清时代安徽的宣纸更是遐迩闻名。再比如印刷术的改进，五代时吴越王施印的陀罗尼经咒，是早期印刷书籍的代表；宋代庆历年间毕昇的活字印刷，开启中国印刷术的活字时代；明代无锡、常州等地金属活字印书，大大提升了印刷的效率与规模；明代江浙地区的饾版，更将雕版印刷推向极致。这些都对中国印刷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何江南书籍业如此繁盛？当然也与江南的山、水、诗有关。一方面，书籍生产依赖于造纸，江南繁茂的竹、木、藤为造纸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江南的水资源也是造纸、印刷业所必需；另一方面，文化、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为书籍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
同时，书籍业的勃兴也造就了大量的文化人与文化世家，江南地区也成为藏书之地，文献乡邦。范氏天一阁、钱氏绛云楼、瞿氏铁琴铜剑楼、陆氏皕宋楼、刘承幹嘉业堂皆是赫赫有名的藏书楼。乾隆年间，四库七阁，江南独有其三，既是朝廷对文化江南的肯定与表彰，同时也刺激了江南文化的发展。除此之外，江南还是书籍东传的重要枢纽。我国的书籍通过江南这个区域向整个东亚传播，远传日本、韩国，形成了王勇先生所说的“东亚书籍之路”（王勇《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唐代诗人殷文圭《题吴中陆龟蒙山斋》：“万卷图书千户贵，十洲烟景四时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面风披瑟瑟罗。”说明在唐代人眼中，江南吴中的代表元素便是“万卷图书”与“十洲烟景”。乾隆年间朱象贤《闻见偶录》云：“专以鬻书为业者谓之书坊，江南、江西、浙江省有之，他处则无，偶有店铺，亦此三省人也。”此皆足以说明，无论是实际的情形，还是在人们的认知与期待中，“书”都是“文化江南”的组成元素与重要表征。
（作者：冯国栋，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何处是江南”到“江南是什么”
“江南”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复杂概念，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江南的地理内涵与文化意义都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从历史上看，“江南”这个词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即地理江南、政区江南、经济江南与文化江南。
首先是地理的江南，唐代以前，古人对江南的看法基本上是地理意义上的。先秦及秦人眼中的“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楚地（今湖南、湖北）。汉人眼中的“江南”包括的地域更有扩大，指长江以南除四川盆地之外的广大地区，实际就是字面意义的“长江之南”。晋室南渡以后，“江南”地理概念所指的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其次是政区的江南，从唐代开始，江南逐渐演变为一个行政区。贞观元年，分全国为十道，“江南道”即为其中之一。作为一个监察专区的“江南道”，地域非常广袤，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自湖南西部至海滨的广大地区。开元二十一年，将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西两道和黔中道。唐代中期，又将江南东道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江南西道亦被一分为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安史之乱之后，作为监察专区的“道”逐步实体化，成为州县之上的行政区。宋代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江南东路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赣东北部分地区；西路大致相当于今江西全省。元代之后，江南主要是作为经济区的江南。明清之后，环太湖地区的东南区域成为备受国家倚重的经济区，所指就是“八府一州”之地，即当时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三国孙吴立国，特别是永嘉南渡之后，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的江南渐次形成。周振鹤在《释江南》中指出，江南具有地域、经济和文化三层内涵（《随无涯之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如果说地理、政区、经济的“江南”，其核心在物理空间、经济产业与政治运作体系，是对“何处是江南”的探求；那么想要理解“文化江南”，似乎更应当去关注人们在何种意义或期待上去看待江南，也就是“江南是什么”。
山水诗书：文化江南的四个维度
历史地理学家张伟然先生认为在唐人心目中，江南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区。作为独特的文化区域，“江南”是“佳丽地”，是“好山水”，江南的山、水、特有的物产植被以及经济地位是形成其特有文化品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唐代人心目中这个文化区域所独有的特点。（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美学研究者刘士林先生则认为“诗情”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刘士林《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两者都敏感地认识到文化江南的独特风貌，也皆对这一风貌做出了不同程度、不同向度的解释。笔者认为，“文化江南”应当由山、水、诗、书四个维度构成。这里的“诗”是指广义的文学，“书”则是指与书籍撰写、制作、流通、存藏有关的技术、产业与运作制度。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就是江南山、水不断对象化、审美化、人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诗”与“书”是山、水审美化、人文化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作为审美对象与自然禀赋的山水，也为江南文学的发展与书籍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滋养与资源。山水与诗书互相形塑，造就了风格独特的“文化江南”。作为客体的自然山、水与作为主体创造物的文学、书籍互相成就，互相促进，而作为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即是这种互相交融的原动力。“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是作为主体的人发现、创造江南的山、水、诗、书的过程，也是江南山、水、诗、书滋养、形塑“人”的过程。
晋室南渡之后，陶渊明在九江发现了田园；谢灵运、孙绰则在浙东发现了山水的价值。“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诗人将山水客体化为认识的对象，发现了山水的价值，而山水融入了主体，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信州所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则更是将山水主体化，让人处于客体的位置，人成了山水的对象。
对于山水与诗（文学）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提出文学“得江山之助”的命题。中古以降的诗人文士对此多有阐发，认为山、水不仅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也形成了文人独有的风格特征。浙江省近年也提出“以诗(诗词曲赋)串文”“以路(水系古道)串带”，分别绘就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正是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这一计划为文化浙江，也为文化江南提供了经济一体化之外的文化一体化的尝试。然而，作为重要文化符号的“书”的研究与开发，还有不小的空间。
文化江南中的“书籍世界”
书籍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国的书籍不断向东亚与世界传播，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自中古以降即是书籍生产、流通、存藏的重要区域，造纸、制墨、制笔以及活字印刷、饾版工艺的产生与改进皆与江南地区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又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文化元素，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南地区与书籍生产的相关行业及书籍行业至迟在南朝就非常发达。比如纸，唐以前有剡溪藤纸，南唐、宋代有南京的澄心堂纸，宋代有新安纸、海盐金粟山大藏经纸，明清时代安徽的宣纸更是遐迩闻名。再比如印刷术的改进，五代时吴越王施印的陀罗尼经咒，是早期印刷书籍的代表；宋代庆历年间毕昇的活字印刷，开启中国印刷术的活字时代；明代无锡、常州等地金属活字印书，大大提升了印刷的效率与规模；明代江浙地区的饾版，更将雕版印刷推向极致。这些都对中国印刷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何江南书籍业如此繁盛？当然也与江南的山、水、诗有关。一方面，书籍生产依赖于造纸，江南繁茂的竹、木、藤为造纸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江南的水资源也是造纸、印刷业所必需；另一方面，文化、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为书籍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
同时，书籍业的勃兴也造就了大量的文化人与文化世家，江南地区也成为藏书之地，文献乡邦。范氏天一阁、钱氏绛云楼、瞿氏铁琴铜剑楼、陆氏皕宋楼、刘承幹嘉业堂皆是赫赫有名的藏书楼。乾隆年间，四库七阁，江南独有其三，既是朝廷对文化江南的肯定与表彰，同时也刺激了江南文化的发展。除此之外，江南还是书籍东传的重要枢纽。我国的书籍通过江南这个区域向整个东亚传播，远传日本、韩国，形成了王勇先生所说的“东亚书籍之路”（王勇《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唐代诗人殷文圭《题吴中陆龟蒙山斋》：“万卷图书千户贵，十洲烟景四时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面风披瑟瑟罗。”说明在唐代人眼中，江南吴中的代表元素便是“万卷图书”与“十洲烟景”。乾隆年间朱象贤《闻见偶录》云：“专以鬻书为业者谓之书坊，江南、江西、浙江省有之，他处则无，偶有店铺，亦此三省人也。”此皆足以说明，无论是实际的情形，还是在人们的认知与期待中，“书”都是“文化江南”的组成元素与重要表征。
（作者：冯国栋，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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