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事实上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词，其概念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在我的理解当中，“国学”大体是以儒学作为主体的一种传统文化的集合，在此当中还要考虑诸子和儒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国学才可能有它更高的价值以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原文 ：《探索国学教育和传播的路径》

作者 | 上海市儒学研究会秘书长 李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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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学推广过程中的几种倾向

一般而言，人们所讲的国学大致有三个不同的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作为政治伦理制度的国学；第二个维度是作为思想文化的国学；第三个维度是作为社会生活、心灵生活的国学。这三种国学要求以求真、向善和崇美作为内在旨趣。近代一百多年来，几代人都在思考着救亡和启蒙这两个任务。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连，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近十几年传统文化的复兴，正展现了这样一种必然的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方向。从文化复兴的角度来阐述、传扬中华人文精神，对塑造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凝固民族情感、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以及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注入中国智慧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建设强国需要文化的认同，如果没有一种共同或者包容各种文化的价值观作为基础，我们是很难形成民族共识的。那么，也只有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共同地面对挑战，才能有道德力量去应对这个世界的变化。由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今天，国学在逐渐升温，出现了国学热。在国学的教育、传播和推广过程当中，有几种倾向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

第一种倾向是民粹性的民族主义的倾向。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在面对民粹民族主义倾向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文化自觉。第二种倾向是极端商业化的倾向，也就是说把国学乃至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可以消费的资源，作为一种资本的手段和武器。第三种倾向是儒学意识形态化。第四种倾向是复古主义倾向。

反思国学普及的不足

针对以上几种需要警惕的倾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清末民初，制度化的儒学正式告别历史的舞台，但这种告别并不是说儒家已经消亡了，它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着。儒学被去中心化，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以后，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生命。儒家一方面在学术上成为知识性的儒学，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沉淀为一种社会性的儒学价值规范。而社会性儒学的价值规范对于今天来讲，意义更为重要。孔子发展了一套人文主义的伦理学，且始终指向现实的社会，如何建立一个世俗的和谐制度，这是儒者过去、现在也是将来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和实践问题。

知识性儒学和社会性儒学是儒学在不同领域的分工，不存在层级、等级和架构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两个通路，但这两个通路背后的逻辑、原始的动力应该是一致的，发展到后面应该是互相影响的，社会性的儒学发展得好，土壤根基就好，知识性的儒学就可以走得更长远。同时知识性儒学更多的思考最后可以被社会性儒学加以借鉴、吸收和升华，最后思想的种子落到社会性儒学还可以继续沉淀下来。

怎么样把真正的儒家精神传播开来？一方面，很多大众迫切想听到真正的儒家精神，另一方面传播力量不足，这中间就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儒者和学者应该主动承担起这样的使命。为什么民间力量蜂拥而起，占有那么大的市场？正是因为之前有着极大的真空地带。因此，我们应该反思国学普及的不足。

值得探索的路径

具体而言，国学的传播和教育值得探索的路径，第一是应该从社区、家庭入手。为什么把家庭作为主要的对象呢？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制度，并发生巨大的深远影响的最终载体还是家庭。儒家的传统家庭伦理具有社会政治功能，由家到国再到天下，社会和谐要从家庭发端。

第二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做的，就是融入到现代的教育体系当中去。教育部在2014年3月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这个纲要指出，以推进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体化为重点，整体规划，分层设计，有机衔接，系统推进，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由此奠定中国人的文化基础。在落实的过程中需要有效的机制、机构、方法作支撑。而在实际的学校中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国学的教学目标设定得比较模糊，国学教育的路径随机性比较多，没有专职的教师，没有系统的规划，更没有专门的教材，没有相应的评价体系。从教学内容来看，现在的国学教育中经学、诸子这些教育比较少，儒学教育比较多。从教育实施方法来看，诵读的多，品读的少。国学教育的方法是留给我们研究的课题。

第三是国学教育要潜移默化影响都市青年，因为青年人是未来的主体。怎样把都市儒学和影响青年结合在一起，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课题。在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如果说没有把握住青年，我们就无法在日常工作和精神生活当中发挥影响力，未来的中坚力量就会失去。

第四是应该有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儒家“修道士”。从孟子开始到文天祥、顾炎武、黄宗羲，等等，一大批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士人，他们的精神力量值得我们去分析、去继承。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儒学的复兴，确实需要这样一批知行合一、具有献身精神的儒家“修道士”。

第五是可以利用新媒体的资源和平台来作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因为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与传统的传播有着天然之别。比如，一个微信公众号有几十万几百万人阅读，如果有很好的内容，通过这样的方式起到的传播效果是不可估量的。

第六是一些非营利的运营方式和经验值得学习。有一些民营上市公司每年会做传统文化传播的项目，筛选具有增长性的组织，无条件地连续扶持他们的文化传播框架。他们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值得我们研究、探索。

金耀基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指出，中国现代化诚然是中国民族现代世界挺立并对世界人类有所贡献的运动，但中国民族之挺立，也不能脱离于中国文化，实则中国民族无中国文化则不只不可思议，也将是无意义的存在。中国文化当然是中国人生生创造之精神与物质的资产，以是，中国文化必然不是静态的、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但中国民族欲使中国文化发光，而对世界文化有特殊之贡献，则中国文化之继续发展，必须自历史传统中汲取，以充实其创造之潜力。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环节，亦是中国文化传统更新与创造。以是，中国现代化既是忠于中国的过去，也是忠于中国的将来；更可以说，它不只是忠于中国的，也是忠于世界的。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1期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