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国学知识大全》国学概论篇_国学入门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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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在他的著作《国学知识大全》中开篇明义便以直指中心。

“国学者，吾国以往之一种学问。包含中国学术之性质与变迁，而并非与外国绝对不同之学问也。”

何谓国学？传统上，中国人更倾注于其含义是对古代经典的统称。即四大纲要——儒、道、法、墨。

而古人则最崇儒、道，鄙夷法、墨。读书人修身养性则偏道，治国平天下则重儒。墨家被视为鄙学，法家被斥为刻薄。

西汉宣帝说：“吾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霸道者，法家之道也。王道者，儒道也。霸在王之前，儒在法之外。法、儒才是中国政体制度的内涵——外儒内法！

正因为中国政体是外儒内法。因此治下的小民则是守道尊墨。道者，因势利导，顺从也。墨者，善守，非攻也！

因此，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往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又受到官府外儒内法的教化。变的口是心非起来。嘴上是主义，心里是生意。哪怕现今，甭管是成名企业家，还是国家干部，都喜欢说好听的，作不好看的。

中国人的信仰和哲学，在老舍先生的处女座《老张的哲学》里，借着讽刺老张，已经分析的鞭辟入里了。可能不止中国，全世界的民族大概都是如此，信仰和利益挂钩，大凡信仰者，多有其深信的一点，便是通过信仰和付出能获取相应之回报。

因此，中国的哲学，不论《老子》、《易经》，都是含糊不清的，又包含万物。中国人总是能从里面读出智慧，读出权谋来。这点不同于西方哲学观。西方的哲学观是求解，为了的是探明事物（上帝）的规律。中国的这种含糊不清的哲学观，西方人是不理解，也不赞成的。

吕思勉先生对哲学和宗教的解析可以说的上是非常的精准到位。

【一种宗教之初兴，必能综合当时人之宇宙及人生观，而为之谋得一合理之解决。】——古今皆是如此！

【凡一种大宗教，必具高深及浅显二方面之理论，以满足于高等与低等之人。】

只不过宗教是优先满足于意志（感官需求）及感情（知性）。作用在于使信者得到感情上的安慰。因此易于受困于教条框架之中，不愿意深思、探明新事物的根源，企图用旧的框架理论来解释一切现象，用现有的教条包含所有原理。

而哲学与宗教的分歧则在于，他不甘于束缚，因此创建了自成体系的解释权。在西方，哲学家则声称自己是通过哲学来探索上帝的规律（可能也是避免教廷的侵害不得不高举的大旗）。而在东方，人们则满足于这种模糊不清的古老智慧，不愿意再往前迈出一步，拨开云雾。

在信仰上，西方尊崇一神论，而东方则沉迷于泛神论。

中国的道家就是泛神论的开端。阴阳之说（五行也是，但不如阴阳学说广）就是泛神论的起点。

【因人之认识，必始于两，而现象无论如何错杂，亦总可归纳之而成二组……故此说处处可通，而古人推论万物，必自小而推大……至此而哲学上的泛神论成立矣。】！——中国所有的学说最后都是立志于借用宇宙中的规律（阴阳四季五行说）来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比如法家。

法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法自然”——故戒释法任情，不主宽纵。强调政治上赏罚分明，以自然界之美德为准则，不迁就于世俗人情。

墨家是最先被淘汰的学说。然其并非消亡，而是被溶解于中国人的品性品行当中，杂糅了儒释道，最终被消解。兼爱者，消解于儒家之仁爱。节用、非乐之说又消融于佛道。故而，墨家仅仅是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却还保留在中国人的品性当中。其原因正是吕思勉先生言。【诸子之学重在社会政治方面，不重在哲学科学方面。】故而，墨家不得不淘汰。

墨子贵俭，儒家也崇尚俭以养德。可荀子却对此甚为驳斥。荀子是一个很神奇的人，他是儒家系统的bug，还衍生出李斯和韩非子这两个恶性病毒。最终法家这个病毒和儒家打的难解难分，最终统治者还是以法家为用，儒家为衣。

之所以会如此，正是因为不论儒家，墨家还是道家，其实都是纯粹的理论上的学问，仅仅能陈述出学术立场和基本概念，却没有讲出方法。只有法家！是理论和技术的结合，最具有实用性（申不害言术，能摧抑权贵，商鞅言法，能激发民力），目标性的。

先秦时期都是贵族政治，而法家对外主张兼并，对内主张摧毁权贵，实施开明专治。因此，秦国用法家，得以统一天下。也是从秦国开始开启了官僚政治，摒弃了贵族政治。

而后世王安石变法，不思铲除官绅阶级，而妄想利用官绅阶层自我束缚。本身就是一种天真。因为他没有明确的目标性，没有靶子，枪往哪放？

到了汉代，因秦亡之太速，世人皆以法家为乱国之根源（盖专以成败论事，归咎法家。），弃而不用。然吕思勉先生指出。始皇曾“收天下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

兴太平，即是指要“改正朔，兴起教化言。”可惜天不假年，始皇当时致力于北却匈奴，筑长城。南下百越，置郡县。尚来不及兴太平。否则未必二世而亡。

汉代因为战乱人口凋敝。初行黄老之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休养生息。直到汉武帝时，社会物质充足，人口恢复。才开始有董仲舒的“美人之论”来推荐儒学。

汉代儒学一开始是吸收了部分法家务实的特点，均讲经世致用（这也是后来清朝摒弃宋明理学去汉唐追求的经世致用之学问）。而后来，学说与实用性渐行渐远。专抱遗经研究，遂变成所谓的经学。

吕思勉先生对此的观点是，经世致用之学亡于王莽。

因西汉儒学分古、今二文。今文为鲁（国）学，古文以齐（国）学（说见廖平《今古学考》）。

古学以《周礼》为大宗，而《周礼》则有节制资本之法。而王莽醉心于古学。及莽败。经世致用之古学被东汉所摒弃（后汉继兴，一切政治，皆务反莽）。而经学逐渐转变为繁琐的考据当中。【其考据者，徒好繁征博引，而不衷于理，后汉之马（融）、郑（玄）、许（慎）诸儒，皆有此弊。】

至此，儒学逐渐务虚摒实。【自东汉泥古、琐碎、迷信之学风所激起之反动，是为玄学。】（梁启超的《饮冰室丛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五章）。其所研究者，为宇宙及神鬼之有无，人之情性、运命及安身、立命等问题；在政治及社会制度上，则主张重原理而不泥事实（重道而遗迹）。

【玄学起于中原北方，后随晋室南迁而盛于南，北方反无玄学。亦犹其后理学起于北，随宋室南迁而盛于南，北方反无理学也。】后玄学与佛学相混。

吕思勉先生对玄学之评价为“此派之功绩，在破坏而不在建设。自经过玄学运动后，泥古及迷信之弊皆除（指学术界之风气）；琐碎之考证，人亦不视为重要矣。正所谓无用之用也。”

PS：佛学部分吕思勉先生的见解非常经典，故而佛学部分不得不全文引用。

佛学是外来的思想，起源于印度。【据考，印度哲学，发达颇早。因其受天惠优厚，生活问题，容易解决。故其所注意者，非维持身之生存，而为解除心之苦恼。故印度哲学，多带宗教的色彩。佛出世时，此等哲学，派别甚多（佛教概论之为外道），令人感无所适从之苦。佛则不为无益的辩论，而授之以切实可行之道，故其说一出，归向者甚多。故“佛非究竟真理之发见者，而为时代之圣者”（《原始佛教概论》中语）。】

佛有宗教学术二方面，单就学术理论方面而言。其分大、小乘（此二乘一度引发知乎大战）。[谓佛初时多与学问高深者接触，其说极高。后佛学渐广，其说亦渐低。及临终时又以最高之说为遗教。]据近来之研究，则小乘兴于佛灭后百年，大乘又后五六百年乃兴起（此项事迹，详见唐玄奘所著《异部宗轮论》）。近人因有称佛灭百年内之佛教为“原始佛教”者（日人某著有《原始佛教概论》）。

[无论何种学术，皆逐步进化；非有一圣人出，而能发见此种真理也。]佛灭之后，环境情形，自有变化。加之佛教传播甚广，与他种哲学、宗教，接触自多，其本身自亦将随之而生变异。此则大小乘之所以次第兴也。[佛之时代，文字之应用尚未广。佛说在世时未有记录。入灭后，诸弟子相会，诵其昔所闻于佛者，得大众之同意，或不得同意而能伸说者，皆录之以为佛说——故佛经之首必曰“如是我闻”。——谓之结集。诸弟子之中，分上座、大众二部。佛灭百年后，二部乃分裂。]小乘距佛时代近，又出于上座部（佛教中前辈高级信徒），故其变化少；[因学识高深者，不易接受外界之影响也。]大乘出大众部，时代又后，故其变化多也。[其后锡兰等地多小乘，行于北方者多大乘。]（以上原文引用结束）

然则吕思勉先生论大乘较于小乘进步者，指其理论自圆其说之能，而非大乘境界更高。吕思勉先生说，小乘以释迦摩尼为唯一的佛是偶像崇拜。而大乘创佛三身之说为进步，实在不能苟同。

原因一，佛家自释迦摩尼在世时及其灭度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反偶像崇拜的。早期并无佛像，信者要么拜佛塔，要么拜佛脚印，然随后佛教逐渐与其他思想融合，才开始了偶像崇拜。这一点大、小乘皆不能免俗。而小乘尚只拜释迦摩尼一人，不及大乘十方三世万佛万菩萨之众。信一偶像与信万偶像，不足以言谁更进步。

其二，小乘佛家乃最接近释迦摩尼之本源思想。即是五百罗汉通过回忆佛陀生前的教诲而记录下来的教法，只要有一名罗汉声称没有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听过这段回忆，就不允许记录进去，这也是《杂阿含经》（小乘经典）创作的严谨。

小乘的原始理论是，佛即是觉悟者（不依靠他人学说并第一个通过佛法修行成佛的佛法创立者），罗汉（声闻）即是通过佛陀教法以修成正果的修行者称呼。辟支佛（缘觉）则是通过自己修行之道但并非通过佛法修成正果的修行者。三者同样解脱，然并不存在高低之别。

大乘通过发展，引进菩萨一说。形成了修行等级。以佛最高，菩萨次之，罗汉最低（且不得不“回小向大”）。已经并非原来释迦摩尼佛的本意。大乘言其理论之变化多说是释迦摩尼佛因昔时佛法初立，恐言及修佛之难而令信徒望而生畏，故引去菩萨等级一说，待到弟子修成罗汉，信念以足，在通过龙树菩萨去龙宫取真经（大乘），继续教化信徒修行。

然此理论不可信。佛陀自己多次声称自己是实语者，不出妄语。如何会隐瞒欺骗弟子呢？而有损佛陀根基就是毁坏自己的（大乘）偶像根基，属于自伤。因此，大、小乘之争，一直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今观大乘，多迷信欺诈之辈。末法时代，邪师如沙，反不如小乘纯净（小乘接触不多，应也有欺诈之辈）。

吕思勉先生也承认，小乘更接近于佛陀原始思想。【小乘距离佛时代近，又出于上座部（佛教中前辈高级信徒），故其变化较小。】

佛学之后，宋明理学兴起。

【佛学之弊，在于空虚而不切于实务，专恃个人之觉悟，以拯救世界，然人之天资，非能个个人明白佛之所谓觉悟之道者。社会情势，真能接受佛之教化者，又止一小部分人，大多数人看似信奉，其实全不相干。故行之久而不见其效，且颇有流弊。在此情势之下，自然须有一种新哲学以代之。】故而理学兴起，希望可以弥补佛学之弊端。然佛学之理论极为高深（中国旧哲学无之，盖未发达至此程度）。故而理学难以就其理论之“矛”反其理论“盾”。故而只能吸收其精华，再继而发展。故曰：“释氏本心，吾徒本天”。天者，理也，即外界的真实法则。故而理学以唯物抗衡佛家唯心，看似进步，实则又一唯心也。其学说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实修佛也。追求去人欲又堪比修佛之难（朱熹自己都私生活不检点）。大众难以普及，最后终不免流于形式。难以持续。

因此清朝文人便开始认识到理学的弊端（其实明末黄宗羲等人鉴于明朝灭亡吸取教训后已醒悟）。

故而清朝考据学兴起，直至鸦片战争后，学说无力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才有的康有为这孙子横空出世。康有为，吕思勉先生这样评价他：“康氏最富于六经皆我注脚之精神，其所取为资料者，不过取为资料，以佐我说而已，或非其说之真相也。”

康有为，最不重形式，只图现实。他更像政客（水平堪忧），而非学者。而其弟子梁启超，吕思勉先生评价其博学多才，却无立中心学说，故而早期其受康有为影响，后终究离开他。谭嗣同早期便牺牲，其著《仁学》，吕思勉先生评价“其思想之体段，亦颇伟大。但立说太幼稚……”一热血青年尔！

就这样，吕思勉先生用了一整章来简述中国学术之发展概要。甚为第一篇，洒家读之还能理解，我观后面几章才是真的硬货，难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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